蓦然回首：哲学所风雨三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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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哲学所风雨三十载
1978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称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时，有文史哲等若干个所。哲学所(当时叫哲学室)是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子曰：三十而立。哲学所今年恰好到了而立之年。回首往事，让人不免生出朱自清式的感慨：“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
刚刚成立的哲学所，科研队伍基本上由“归队”人员组成。他们均为上个世纪50-60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由于反右或者文革，被迫离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革结束后，重新返回自己钟爱的领域，故称作“归队”。这是一批有着执着信念，阅尽人生冷暖，饱经世间沧桑的学者。他们收入低廉，生活条件，尤其是居住条件极差。每月节衣缩食，挤出一些少的可怜的银子，购买所需图书资料。当时哲学所出版的一些精品，几乎都是在很差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人们常常用“价廉物美”形容这批学者。他们在职时价廉，退休时，所得退休金甚是微薄，还是价廉。殊不知，价廉让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几年前，哲学所第二任所长金志广老师身患绝症，我去探望他，显然他家已经很久没有访客光顾了。望着那家徒四壁的简陋居室，看着骨瘦如柴的老师，实在让人心酸。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说，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哲学研究。这是他唯一的抱怨。然而他当时的退休金，既不能他让有闲钱养病，也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对此，他却只字未提!走到生命的尽头，让他最遗憾的事情，还是研究。痴心不改啊。
80年代前期，77、78级毕业生进入哲学所，人员增至30余人。这批学者是恢复高考后的前两批学生。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是工人、农民、士兵、教员、职员、自由职业者。人们常用三条线戏称几类铁哥们儿：一道扛过枪、一道渡过江、一道下过乡。这两屇学生恰好属于第三类，可谓老革命了。在学校读书时，这些学生不少人和老师拍着肩膀称兄道弟，不是没有礼貌，而是年龄较大。更有甚者，一脸真诚、客客气气地把自己深思熟虑的问题抛向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神情，透过那刻意遮掩的眼神溜出来。这样的问题，足够让老师忙活几天的。与现在的学生相比，他们身上没有太多的稚嫩，有着一种与自己年龄不相符合的成熟和沧桑感。对于自己的未来，每个人都有一本清清楚楚的帐，彷徨已经不属于他们。这批人到所里，没几天，就完成了从学生到科研人员的身份转变。直到2007年，哲学所的主要成员就是由这批人组成。
80年代初期，哲学所属于重点发展所之一，这与大环境相关。当时人员缺口比较大。20多名学生在几年间涌入哲学所，学科队伍基本形成。当时的哲学所在学界有影响的研究，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分析哲学研究、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资本论》研究。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在当时的哲学界颇为抢眼。
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因为当时在这几个领域有学科带头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由雷永生(当时的所长)主持，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生物学与知识》(翻译皮亚杰本人的代表作，三联，1988年)、《皮亚杰的挑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皮亚杰研究在当时的哲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分析哲学研究由洪汉鼎主持，出版《當代西方分析哲學》(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译著《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当时，在学界对分析哲学尚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些书显得弥足珍贵。三论与哲学研究由王雨田主持，出版作品《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该书获1986年图书金钥匙奖，1987年全国畅销书奖、《现代逻辑科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资本论》研究由金志广主持，出版《〈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该书1991年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李烈炎所著《时空学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89年获第三屇中国图书奖。
80年代后期，哲学所所长雷永生调离社科院，理性的研究氛围，几乎是一夜间消失的。由于研究氛围骤变，哲学所一些在学界有影响的学者纷纷调离。而国内大环境也出现脑体倒挂，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同时受出国潮、下海潮冲击，哲学所成员或出国、或下海经商。几年内，人员由原来的30余人锐减到10人以下。原本已经形成的学科队伍支离破碎，再也组织不起集体攻关项目了。
由于收入偏低，在岗科研人员，亦有不少人从事第二职业，以养家糊口，出现在岗不敬业现象。这种状况导致90年代科研成果数量大大减少。尽管如此，坚守科研岗位的学者，依然拿着低廉的束脩，守望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一分投入，一分收获。1994年，洪汉鼎所著《斯宾诺莎研究》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6年，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年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8年，杜丽燕所著《尼采传》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0年，陈战国所著《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在这一时段发表的著作有：洪汉鼎著：《斯宾诺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语言学的转向－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香港三联书店、台湾远流出版社，1992)、《费希特》(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杜丽燕著：《皮亚杰》（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彭琦著《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译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1996)、《诠释学II 真理与方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共3卷，(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98)等。杜丽燕译：《梅洛庞蒂：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国家与政治理论》(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人道主义问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维特根斯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洪汉鼎教授退休后出版《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真理与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伦理学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诠释学史》（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并有大量的翻译作品面世。
李浙生教授一直从事科学哲学研究，退休以后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所著《数学科学与认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数学科学与辩证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1995年）、《物理科学与认识论》（冶金工业出版社，2004年）、《倏忽之间：混沌与认识》（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物理科学与辩证法》（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年）均属上乘之作。
从2001-2004年哲学所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那薇和王文元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译著2部：杜丽燕译：《信仰的深情》(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正义论》(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3年)。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哲学所，人员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自2006年以来，本院新领导班子强调学科建设。在制定院发展十一五规划时，院领导层依据本所过去的传统和现在的人员构成，特别是依据本所近几年逐渐形成的研究趋势，做出决定，哲学所学科发展的重点为四个：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优长方向为中外人文精神研究。
以十一五规划为依托，在院领导班子支持下，本所倾全力进行学科建设。日常科研管理着眼于出人才，出成果，出精品。哲学所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整合全所资源，形成强强组合，是最有可能在有限的人员组成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优秀的科研成就。这一科研管理理念，使哲学所在中外人文精神研究方面收获颇丰。
近3年，本所出版多部作品：《中外人文精神钩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外人文精神视野--人与人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个人作品杜丽燕著：《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爱的福音》(华夏出版社，2005年)、王文元著：《人道绎宗》(燕山出版社，2006年)、《人与道》(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等五本；那薇著：《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在心物一体中人成其人物成其物》(商务印书馆，2004年) 、《在心物交流互动中生成的老庄之道》（燕山出版社，2008年）。程倩春著：《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王双洪《柏拉图注疏集之伊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著《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华夏出版社，2007）。其中，杜丽燕著《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那薇著《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在心物一体中人成其人物成其物》，获北京市第九屇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从2005-2008年，哲学所共出版个人和集体著作16部，译著4部，论文几百篇，其中包括百余篇核心期刊论文。尽管目前哲学所人员数量与90年代相同，而这3年多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著作，要超过90年代好几倍。究其原因，主要利益于如下几个条件：国家重申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强调专业化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院领导层宽裕的经费支持和开明的政策、所里宽松的研究环境、研究者个人对哲学事业的热爱和扎实良好的专业基础。科研成果和科研的发展，是大小氛围和各类政策的晴雨表。
2008年，哲学所即将出版的著作：杜丽燕著《20世纪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王玉峰著《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一种批判性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二辑、梁劲泰著《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等级思想研究》等。
2004-2007年，哲学所的老科研人员在为哲学研所辛勤耕耘几十年后，带着他们辉煌，他们的累累硕果，光彩谢幕。当大幕重新拉起时，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张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面孔。新成员多为刚刚毕业的博士，他们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具有良好的学养，有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理想。他们的加盟，为哲学所注入了活力。无论是他们的个人兴趣，还是他们从事研究的热情，或是他们的知识结构，都向人们透出一个信息：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纵观哲学所30年的发展，有过辉煌，有过低谷，有走出低谷的努力。一切变化，都与国家和社科院开放改革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回顾历史，不禁为过去的辉煌感叹、为曾经的低谷扼腕、为正在到来的复兴欣喜。
哲学所30年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作品：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斯宾诺莎研究、诠释学研究、《资本论》研究、分析哲学研究、冯友兰研究、道家与海德格尔比较研究、西方人道主义史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中外人文精神研究…这些作品向人们诉说着哲学所科研人员的心里历程，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信念、他们身处清贫之中，却对社会科学事业保持的那份执着、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凝聚在作品之中。我们现在阅读这些作品，依稀能够感受到他们创作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那清贫、却又十分充实的学者生涯。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为哲学赢得了荣誉，也使作者赢得了哲学界广泛的认同与尊重。哲学所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在哲学界占有自己当然的一席位置，完全仰仗这些优秀科研人员的优秀作品。
回顾哲学所30年发展历程，有一些经验和教训不得不说。
经验教训之一，人才为本。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这是连小偷都知道的真理（看看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就知此言不虚）。什么是人才？业内高手。有了人才，就有高水平的作品，一个所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经验教训之二，学术至上。社会科学院是学术单位，哲学所是专业研究所，在这种性质的部门中，无论怎样强调学术，都不为过分。名要符实。事物的价值，在于自身性质的彰显与发挥。谁会怀疑煤的主要价值在于燃烧？如果煤烧不着，就不叫煤，那只是黑石头一块。只是疑似煤炭而已。
经验教训之三，良好氛围。所谓良好氛围，指研究者具有独立、自由的研究空间。就是陈寅恪表达的理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所必须想方设法营造这样的研究氛围。当然，现实与理想是有距离的，然而理想是必须有的。因为理想是行为的灯塔。没有理想，人就是沉沦的。如果我们不作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只能越来越大。
值此社科院30周年院庆之际，谨向本所曾经和正在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贡献的全体同仁致敬，道一声衷心的感谢!为了哲学事业，请多珍重。
杜丽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上术内容凭作者本人记忆写出，只能算个人口述史。因科研档案是从2006年才上网的，所以可以直接查询的内容有限。有些退休科研人员的相关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有疏漏，请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