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所举办“文化记忆的时代重构与创新表达”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上半场首先由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国战老师发言，他分享的内容是《从见证文学到后记忆写作》，认为随着“二战”亲历者相继离世，西方见证文学逐渐走向后记忆写作。后记忆写作的特点是：作者没有经历过战争或大屠杀，但一直生活在父辈或祖辈创伤的阴影之下，创作实践通常只能从有限的信息出发，通过寻访旧地故人，查找历史档案，一步步接近历史真相。因此，这类作品借用了悬疑、侦探等类型文学的形式特征，在发挥社会伦理功能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中国人民大学的汪海老师主题发言为《布朗肖的遗忘诗学》，阐释了布朗肖是如何通过重新理解遗忘颠覆了传统的“记忆的形而上学”。布朗肖提出遗忘是记忆的前提和守护者，并通过迂回的方式给予了文学以创造的可能。文学与诗歌正是这种深层遗忘借以迂回运作的场所，以节奏和缺席回应那不可把捉的“外部”。文化所张凯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影像、知觉与时间：柏格森的记忆哲学》，认为柏格森的记忆哲学并不是一种关于回忆的心理学理论，而是一种关于时间与生命的存在论。柏格森通过对影像、身体、知觉与纯粹记忆的深入探讨，揭示了生命之所以能够创造未来，并非因为摆脱了过去，而恰恰是以绵延的形式将过去（记忆）与现在并存，并不断现实化为新的生命形式。

　　在研讨会的下半场，北京服装学院车飞老师的主题发言为《北京城市更新的历史记忆与空间重构》，他认为城市更新的本质是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北京的城市更新或者说北京的现代化更新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思路与方案，但从慈禧太后1905年针对正阳门的更新方案到朱启钤在1915年主持的现代化更新，基本都体现了一种服务于现代城市生活并褫夺历史记忆的需要。车飞老师最后以自己参与的城市更新实践为案例，从一个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重新审视当下的城市更新，分析了个体性记忆如何与集体记忆在技术层面相互结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董克非老师在《爆破与再造：中国抗战电影中的游击战叙事》主题发言中，以《地雷战》与《地道战》两部20世纪60年代军教片为例，分析了“十七年时期”游击战电影的历史成因与美学特征。前者以地雷爆破解构敌军的表层战场空间，后者则以地道穿孔再造我方的游击战线，两部经典电影生动诠释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游击战逻辑以及人民战争思想。文化所陈镭老师的《鲁迅记忆书写的三个维度》讨论了鲁迅记忆书写的三个维度，认为其作品往往包含两个层面：受挫的思辨记忆，以及第二次的作为文学行动的记忆书写。后者包含自我解构的成分，表明“我”是关系性的和非封闭的，站在审视者而非追忆者、辩护者的位置，对鲁迅有强烈的解放意味。此外，日记在鲁迅作品中有着特殊地位，是作家暂时摆脱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系统的休憩之所。

　　在主题发言结束后，各位专家分别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依托本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围绕文化记忆建构及其底层内在机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思想碰撞，在丰富研究认知、拓宽理论视野的同时，深化了院内外跨领域专家的学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