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刊发我院史志学研究所张然助理研究员学术文章《井泉忆旧岁 活水润京城》

　　

　　张然

　　在今日北京，居民拧开水龙头便能用上洁净自来水，这是城市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场景。然而，明清数百年间，这座坐落于华北平原上的古都，长期深陷水源匮乏的困境。明清京城百姓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用水问题？北京城第一滴自来水水源自何处？近代以来，自来水又是如何逐步取代井水的？

　　苦多甘少——明清时期的北京井水生态

　　北京“地居北部，气候亢燥，雨泽稀少”，且“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护城河水污浊，正如清初查慎行诗中所言，“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流恶”，根本不堪取用。加之京师人口稠密、用水需求量大，即清人所称“惟京师地势高垲，户口殷阗，需水甚伙，来源颇少，较诸沿江沿河情形迥不相同”，故而“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是以“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据统计，清乾隆年间北京共有水井996口，其中内城733口，外城263口。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北京内外城共有水井1258口。清末《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胡同时，常在条目之后标注周边水井数量；不少街巷亦以井得名，如小铜井胡同、前井胡同、后小井胡同等。

　　由于明清北京水井多为手工开凿的土井，钻井深度有限，未能穿透地下石层，蓄积的大多是周边浅层地下水，易受生活污物污染，水质苦咸。加之水井年久失修、缺乏定期疏浚，雨水、尘土汇入井内，进一步加剧水质恶化。明代《暧姝由笔》云，“京师井水多咸苦，不可饮”；清代《燕京杂记》载：“京师之水，最不适口。水有甜苦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卖者又昂其价，且画地为界，流寓者往往苦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摄政王多尔衮曾因“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后因预估经费浩繁而作罢。

　　当然，在大量苦水井中，也有个别甜水井，广为人知的当数王府井大街南端那口甘泉。但是，“都中饮甜井水，入夏以后泥浊尤甚”。此外，京西玉泉山一带水味甘美，专门有人从玉泉山向城内运水。当时，能够享用城外优质泉水或城内清冽甜水的，多为达官显贵；寻常百姓的日常用水仍是苦水。介于甜水与苦水之间的是二性子水，味道甜中带有苦涩味，家境略好者常以此替代甜水。庚子事变之后，域外凿井技术传入中国，北京出现机械水井。因其钻井深，可穿透地表各土层，直达深层地下水，水质较土井大为改善。但洋井造价高昂且多由官方管控，供水对象限于宫廷、王府、使馆区等少数机构，难以惠及普通民众。总之，明清时期的北京，居民用水高度依赖井水，日常生活常年与“苦水”相伴。

　　艰难破局——京师自来水公司创立与东直门水厂运转

　　晚清时期，北京供水形势严峻，传统井水系统难以支撑城市发展需求，清廷逐渐认识到建设自来水设施对于城市卫生、消防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三月十八日，农工商部大臣溥颋、熙彦、杨士琦联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呈递《农工商部溥颋等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迭经商民在臣部禀请承办……为京师地方切要之图，亟宜设法筹办。”不到十日，即获慈禧太后批准。农工商部随即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定为“官督商办”，委任实业家周学熙为总理。

　　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后，通过招商集股，计划招股三百万元，实际投入资金二百七十万元；自来水机器、水管以及各项钢铁料件由天津德商瑞记洋行提供。总公司下设十个分局，负责京师各地区自来水经营管理事宜；同时在城郊孙河和东直门分别建设水厂，两座水厂之间铺设两道钢管，连通城郊水源与城区供水系统，在城内铺设输水管线，安装水龙头。

　　孙河水厂位于孙河南岸，承担取水、沉淀、过滤和输送等任务。“孙河之水异常甘美，且源泉不竭”，是京郊少有的优质淡水水源。原水经过初步处理后汇入清水池，再由水泵送往东直门水厂。

　　东直门水厂是向城市供水的主要节点，坐落于今东直门外北大街甲6号香河苑，占地6.3公顷，建有来水亭、蒸汽机房、清水池、水塔及烟囱等设施。由孙河送来的清水在此加入漂白粉消毒，随后经水塔调蓄，再输往北京城内。作为水厂最醒目的设施，铁质水塔高54米，容积750立方米，主体为钢架结构，塔身共六层，平面呈六边形；塔顶悬有风铃，塔基饰以盘龙浮雕。由于高度超出当时城内一般建筑，它在承担调蓄、输水功能的同时，也成为近代北京城市天际线上重要的工业景观。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完成筹集资金、勘测水源、购置器材、建设水厂等各项工程，铺设管线二十余万米，安装水龙头四百八十余个，供水范围“内以禁城为止，外以关厢为限”。克服重重阻力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二月初十，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东直门水厂的自来水“通入内外城三百七十余里之大小钢管，布满各街市，四百二十余号之龙头全行试放，一律通畅”。至此，一套由城郊水源、近代水厂、输配管网与街巷水龙头相互衔接的现代供水体系，首次在古都北京投入运行。

　　步履蹒跚——清末民国自来水的推广与发展局限

　　随着自来水系统建成，北京居民主要通过三种常见方式获取自来水：一是自来水公司在街道、胡同安设公用龙头，指派专人看管，居民购买水票（水筹）后，可凭票取水；二是雇用水夫送水到户，水夫在固定区域享有送水专卖权；三是住户自行接入自来水管、安装专用水表，计量用水。

　　为推广自来水，公司一方面积极开展赠水活动，以此树立信用，引导民众摒弃井水，改用自来水，推动城市饮水现代化。公司“择繁盛之处，酌开龙头，派有水夫按日早自八钟起至十一钟止，下午自一钟起至四钟止，放水奉赠，不取分文”；另一方面，在报刊刊登广告，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宣传自来水优势，称“所有街市龙头放出之水，用化学法历加考验，极为甘美，颇合卫生”，水质“性质纯良，十分清洁……于人的卫生上极为有益，大家吃着，没有不身体强健的”。得益于多措并举的推广方式，自来水迅速获得民众普遍认可，街头巷尾时常可见居民排队取水的场景。

　　自来水兼具卫生、安全、便捷及消防保障等多重优势，本应逐步取代传统井水供水体系。但对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城内公用龙头数量有限，自行取水费时费力、负担较重；加之水夫送水服务便捷，且井水价格普遍低于自来水，导致自来水在竞争中并无优势。时人记载：“北京自来水公司，虽于重要地点，设立公共龙头四百余处，以其水价稍昂，故居民仍多乐用井水者。”与此同时，自来水管网仅覆盖商业区与富庶住宅区，偏远街巷、贫民区域供水覆盖不足，甚至完全空白。加之管道、水龙头等设备均需从德国进口，入户安装成本高昂，普通家庭无力承担。据《鲁迅日记》记载：“（1919年）十一月十三日晴……在八道湾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此次入户安装共计花费115元，对当时普通的民众而言，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支。1934年相关统计显示，“全市已铺设水管三百八十公里，北平共有市民二十万户，饮用自来水者九千六百余户，约五万余人，有一万户安设专管”，自来水用户仅占全市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井水取用、水夫送水等传统供水方式长期并存。至1949年，北京仅有少数居民实现自来水管道直接供水。彼时，作为全城供水核心的东直门水厂已运营四十年，制水设施与生产工艺基本维持原状，各类设备长期超负荷运转、超期服役，供水能力与供水稳定性均难以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北京城市供水事业建设。通过修建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水源工程，新建多座现代化水厂、持续拓展城市供水管网，北京逐步实现自来水全域普及，城市供水事业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京自来水公司承接了一项重要任务——制作开国大典国旗旗杆。彼时，公司工人昼夜施工，将四根不同直径的自来水管嵌套焊接，制成高度22.5米的国旗旗杆。该旗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新中国诞生的珍贵历史见证。

　　如今，东直门水厂旧址已改造为北京自来水博物馆。馆内完整留存各类历史制水设备，通过系统展陈水厂发展历程、工艺模型及珍贵史料，完整呈现了北京城市供水体系的百年发展脉络。2018年，东直门水厂旧址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承载北京城市记忆、见证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

 

　　来源：《前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