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刊发我院史志学研究所郑永华研究员学术文章《规制简朴的明景陵和它的主人》

发表于《北京日报》2026年08月13日 11版

　郑永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史志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5年12月，明景陵开始对公众开放。明景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是明宣宗朱瞻基与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在昌平十三座明陵中按营建顺序位列第三，向以规制简朴而著称，其墓主对明初北京都城地位的巩固乃至于整个明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均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 清初《帝陵图说》中的明景陵图 —

— 明十三陵中的景陵 视觉中国 —

— 朱瞻基所绘《三阳开泰图》 —

钟爱长孙，因子立父

朱瞻基为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更是明成祖朱棣最钟爱的长孙。据说朱高炽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其子朱瞻基。《明史·解缙传》载，永乐初年议立太子，淇国公丘福等从龙武将皆属意于皇次子朱高煦，而解缙等文臣则坚持儒家立嫡立长的传统原则。成祖密询意见时，解缙先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见皇上未置可否，解缙又顿首连赞“好圣孙”，言长孙朱瞻基可堪大任，成祖闻言颔首认可，“太子遂定”。《明史》本纪亦总结：“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这是决定明初政治走向的关键事件，对北京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明史》所谓“圣孙”“太孙”，指的都是永乐年间立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对于朱瞻基在明代帝位传承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后人誉为解缙“三字定乾坤”。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作了戏剧性描述，谓“上尝命太子（高炽）及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皇太孙同谒孝陵。太子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失跌，后人知警。’皇太孙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色变。太孙，即宣宗也。”在孝陵祭祀祖先的庄重场合，自恃军功的朱高煦讥笑兄长体胖跛足，实际是对其皇位继承人的资格提出挑战。身为侄辈的朱瞻基不仅敢于当场反驳，且能使以勇武著称的朱高煦“回顾色变”，足证朱瞻基已成为其父维护太子地位的重要倚仗。

溯其原始，《明实录》载朱瞻基降生前夕，其祖父、时为燕王的朱棣梦见“太祖高皇帝授以大圭，命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这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以后的宣扬附会，不可尽信。但在人生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其长孙朱瞻基的降生，无疑给彷徨困境中的朱棣带来过难得的安慰。朱瞻基也很早即以祖父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更得到祖父喜爱。早在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就公开降谕，称赞长孙“天资明睿”，要求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尽心教导，“凡经史所载孝弟（悌）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究”。此后朱棣又将年幼的朱瞻基带于身边，随时调教。永乐七年，朱瞻基随祖父巡幸北京，一路上明成祖殷殷叮嘱朱瞻基“历观民情风俗，及田野农桑勤劳之事”，后又亲撰《务本之训》，以使朱瞻基熟知“稼穑之艰难”。永乐九年，朱瞻基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孙，实际上也就是隔代指定了日后的皇位继承人。

以此之故，明成祖无论是巡幸北京，还是远征蒙古，朱瞻基多以皇太孙身份紧随历练。朱瞻基也未辜负祖父的长期栽培，仁宗骤然崩逝的关键时刻，他迅速稳定朝政大局，有力维持、巩固了祖父一手开创的治世根基，后世将这段时期合称“永宣之治”。而在夯实明初北京国都的核心地位一事上，朱瞻基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

克绳祖武，坚守北京

明成祖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不顾文臣反对，力主迁都。但成祖病逝之后，迁都北京这一战略举措，一度遭遇严重挑战。这是因为其子朱高炽长期作为太子留守南京，深受南方文臣影响。加之都城北迁，也带来沉重的漕运负担与边防军事压力。故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久，即降旨于北京各衙门之前重加“行在”二字。这显然是要在“仁政恤民”的旗号下，逐步削弱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政治地位。清代《帝陵图说》甚至称，明仁宗“居青宫之日，即有意还都金陵；暨践阼登极，决意迁都，而天不假年，事卒难就。”若假以时日，明初成祖着眼于全国大局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或将因此彻底改变。

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猝然崩逝。其子朱瞻基因长期追随祖父在京畿一带成长、活动，与明成祖一样深知都城北迁的重大意义。故而朱瞻基继位后，坚定维护祖父着力推行的迁都决策，始终坚持以北京作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洪熙年间一度出现的都城南迁倾向就此彻底扭转。

宣德初年，朱瞻基一方面凭借“亲征”之威平定藩王叛乱，迅速稳定朝政大局；另一方面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能臣整顿吏治，宽恤民生，使北京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家决策中心。在机构设置上，朱瞻基积极完善北京六部、都察院等中枢衙门，逐步削弱南京的留守功能；同时相继兴建、完善与国家庆典密切相关的坛庙等典制建筑，进一步强化北京作为政治中枢的神圣意义。此外，朱瞻基还通过“田猎”方式多次出边巡查，着力加强长城沿线的军事部署；同时又通过徙民实都、疏浚运河等措施，使北京不仅牢固树立起全国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重要地位，同时亦发展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北方经济中心。

朱瞻基着力推行的这些举措，大大增强了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总体而言，明代都城北迁的大局始于永乐朝，确立于正统初年，但明代北京立都的牢固基础，却是在朱瞻基在位的短短十年之间奠定的。正是由于朱瞻基不遗余力地继承其祖父遗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坚守北京，才取得了明代迁都以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后世史家由此对明宣宗朱瞻基作了极高评价，认为其治国有方：“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基本实现了其祖父生前寄托的“太平天子”期望，“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对于朱瞻基坚守北京、巡边固防、震慑外寇的“英姿睿略”，《明史》誉其建有“克绳祖武”的不凡功业。

天资明睿，文翰并美

朱瞻基不仅在军国大政上展现出雄才大略，于艺文诸端亦颇具过人之才。《明实录》称为“天资明睿，读书一目数行，大义了然”，“诸子百家言涉道理者，咸领会之”。明代《艺苑卮言》誉其“天纵神敏，长歌短章，下笔即就”。谈迁《国榷》进一步概括为“睿质天纵，文翰并美”。我们从朱瞻基留存下来的诗赋与绘画作品中，可略见一斑。

现存《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包括各种类型的诗、词，数量至少在千首以上，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朱瞻基尊文重教的风采。其诗《过史馆》写道：“荡荡尧光四表，巍巍舜德重华。祖考万年垂统，乾坤六合为家。”全诗语言凝练，用辞典雅，同时生动体现出作者推崇尧舜、天下一统的治国胸怀，不愧为情景交融的佳作。

朱瞻基还工于写意绘画，山石、走兽、花鸟俱佳，明人誉其“翰墨图画，随意所在，尽极精妙”。现存纸本设色立轴《三阳开泰图》，以一母二羔搭配传统绘画中常用的竹石花卉，生动表达了《易经》中“三阳开泰”的文化内涵，兼具儒家礼制与文人雅趣。画面疏密得当，轮廓写实而细节简略，温润含蓄，尽显中国水墨写意画的韵味。 

推崇薄葬，身后简朴

朱瞻基生前激昂飞扬，身后丧葬却颇显豁达。明代《今言》有记：“天寿七陵，惟景陵规制独小。”清初《昌平山水记》亦载天寿山诸陵中，“献 陵 最 朴，景 陵 次之”。献、景二陵位居长陵左右，乃昌平十三陵中年代最早的三座帝陵。献陵为朱瞻基之父朱高炽的陵寝，景陵则为朱瞻基本人陵寝。与长陵的高大宏伟构成鲜明对比，献陵、景陵均以规制简朴著称。

《帝陵图说》称朱高炽在位期间常存还都之念，故而“其栖神之壤，本非厝意”。史载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临终前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其实这更契合嗣君朱瞻基的意愿。据《昌平山水记》记载，朱瞻基为其父选择陵址时，曾召集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明确指示：“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凡孝子思保其亲之体魄于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汉厚葬之患，足为明戒。”同时强调其父遗诏为天下共知，山陵营建“宜遵先志”。对于朱瞻基提出的薄葬之议，蹇义等极表赞同，称“圣见高远，发于孝思，诚万世之利”。

史载献陵制度简朴，皆出于朱瞻基之意。献陵的营建，系由朱瞻基一手操办而成。朱瞻基的薄葬理念，也体现在自己身后的丧葬安排之中。宣德五年，朱瞻基至昌平祭谒祖、父二陵，特意转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祖训称：“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转述可能是假托，但这为朱瞻基身后的陵寝，定下了从俭从朴的基调。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年仅38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数天后陵寝于天寿山之东破土动工。虽然修建历时28年，但落成后的景陵，规模尚不及献陵。《帝陵图说》有记：“天寿诸陵，献陵，陵之最朴者；景陵，陵之最小者。”据后人实际测算，长陵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而献陵为4.2万平方米，景陵仅占2.5万平方米。两陵大小，分别仅为长陵的三分之一与五分之一。

作为一位优秀的守成之君，明宣宗朱瞻基的贤明、务实，深得后世称赞，史上有“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之论，将其父子与开辟周初治世的周成王、周康王相提并论。这不仅表现在诸多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政方针上，即使在陵寝规制的细枝末节，也留下了隐约痕迹。“宣宗黄屋閟青山，十载雍熙想像间。睿藻向来金匮秘，宸游长罢玉泉閒。苍林回合春流断，紫雾冥濛昼殿关。始信霸陵留俭德，试看阶玉点苔斑。”此诗为明代武英殿大学士、徽州府歙县人许国赴昌平拜谒景陵所作纪事七律。我们今天漫步于修复开放的景陵文物展示区，可以直观感受到献、景二陵与长陵、永陵、定陵之间的差距，或许更能体味到文物古迹背后蕴藏的历史人文内涵。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