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刊发我院历史研究所袁钰莹助理研究员学术文章《百年苑囿 万牲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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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历史悠久，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动物园之一。该园始建于清朝末年，当时是“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业而建设的农事试验场，历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变迁，最终发展为今日的北京动物园。这里承载着几代京城百姓的记忆，是百余年来北京城市发展建设与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
游人争看万牲园
清朝末年，政府为变革自强、振兴工商，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朝廷颁布上谕，指出“不开通风气，不足以尽地力而辟利源”，要求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事试验场即为其中一项具体举措。与此同时，清廷先后指派多名官员出洋考察，以学习先进经验。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考察归来的戴鸿慈、端方上奏折，陈述欧美各国的“导民善法”，即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等设施，并建议朝廷次第举办。经几番实地考察，清廷最终将西直门外已经荒废的乐善园、继园，毗邻的广善寺、惠安寺和其他附近官地，一并划为农事试验场用地。
农事试验场从部门划分到建筑形态，均呈现出效法西方、中西合璧的特点。一方面，博览园、动物园、植物园、五大农产品实验区，以及陈列室、标本室、试验室、初等农业学堂等部门的设置，既体现了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也契合了当时清政府希望其发挥开通民众智识、发起农事活动、参考农业学理等功能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农事试验场的众多建筑，从融合传统牌楼造型与西方古典立柱设计的大门，到场内诸多厅房、楼屋、亭榭等设施，“或用中式，或采泰西、日本诸式”，均较好地融合了东方传统园林意蕴与西方建筑设计理念，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接触并吸纳西方文明的一种具象表现形式。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农事试验场，尤其是万牲园的建设颇为关注，曾多次召见农工商部官员了解修建情况。早在出洋考察期间，端方即从德国订购了一批动物，包括大象、斑马、袋鼠、羚羊、鸵鸟、美洲虎等。这批动物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六月经天津转运抵达京师，成为万牲园的首批“住户”。次月，万牲园先于农事试验场向公众开放售票游览，京师市民竞相前往参观，掀起一阵热潮，《大公报》《顺天时报》等报刊均对此有所报道。而万牲园（时人亦称其为万生园、三贝子花园）逐渐成为农事试验场的代名词。
随着从国内外征调、订购各种动植物并渐次开放其他园区，茶庄、饭馆、咖啡馆等各类中西式餐饮服务，以及游船、车轿等助兴娱乐设施渐趋完备，农事试验场的名声遍传京城内外，成为北京上至官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新兴休闲娱乐场所。
曲折发展万牲园
民国初年，农事试验场继续推进农事试验并向公众开放，发挥改良农事、开通风气、补助教育、增长民众知识等功能。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刘春霖出任农事试验场场长，多有建设举措：添购动物，在场外增设西山果园，在场内增设树艺科、普通作物科、园艺科、病虫害科、化验科等，并将场内楼阁亭榭修饰一新。此举既扩大了农事试验场的管理范围，丰富了其业务内容，又提升了民众的游览体验。其后，畅观楼大厅左右两侧各添设一面制作精美的特大哈哈镜，一方照人显高瘦，一方照人显矮胖，增添了游览趣味，吸引了众多游客，尤其受到儿童的欢迎。
这一时期，农事试验场已成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许多文人雅集、政治集会和社会活动均在此举办。民国政府曾多次于畅观楼设宴招待外国使团。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北京军界在此为来京的湖北军官举行欢迎会。其后，全国铁路协会、广东工会同乡会、邮政协会、参议院议员、军警界代表先后多次在园内集会欢迎孙中山；共和党亦在此举办游园会，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政要先后莅会。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恰逢癸丑年，梁启超仿效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亦为癸丑年）上巳时节举行的兰亭修禊活动，于农历三月初三（4月9日）召集京中名士，在万牲园主持了一场盛大的修禊活动。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称，此次集会“竟日游宴一涤尘襟”，是其“归国来第一乐事”，并赞誉万牲园为“京津第一幽胜地”。此次修禊开启了民国时代的修禊集会传统，此后京中名流多次组织上巳修禊活动，其中数次均在万牲园举办。
在为政治、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举办场所的同时，农事试验场的景观亦不断被这些活动所形塑。民国元年八月，革命党人将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迁葬于万牲园，并在此修建四烈士墓以纪念其革命事迹。因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曾于农事试验场内鬯春堂居住，故其遭暗杀后，鬯春堂北侧建起一座古希腊方尖碑样式的“宋教仁纪念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场内又建起一座法式三层小楼，为纪念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即陆谟克），该楼被命名为“陆谟克堂”，其中一二层用作实验室、研究室和图书馆，三层则作为标本室。陆谟克堂见证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发端，曾是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基地。
尽管农事试验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兴盛，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剧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动荡，严重影响了农事试验场的发展。由于专业人才流失且管理不善，场内动物大量饿死或病死，植物亦凋零稀落。卢沟桥事变后，农事试验场遭到进一步破坏，万牲园内饲养的十余只狮豹等大型猛兽被全部杀死并制成标本。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农事试验场已残破不堪，场内仅存十余只猴子、鹦鹉等小型动物。
万象更新动物园
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该场地经整顿筹备，更名为西郊公园并于1950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出动物二十余种。当时园内实际分为两部分，分别由不同机构管理经营：其一为对外开放的西郊公园，其二为同年6月成立、继续以推进农事试验为主要功能的西郊实验农场。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拟定西郊公园的发展方向以动植物为重点。1951年，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薛子正进一步提出：“西郊公园有发展前途，宜建成大规模的动物园。”1952年，市公园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西郊实验农场并入西郊公园管理处，并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考察。1955年4月1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西郊公园正式更名为北京动物园，成立北京动物园管理处并启用“北京动物园管理处”印章，由此开启了它专门作为现代城市动物园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动物园占地仅1.5公顷，包含五十余间兽舍、三座兽亭和一座猴山，条件颇为简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定位逐渐明确，北京动物园开始进行较为完整的规划设计并展开大规模建设。动物种类日益丰富、数量不断增加，雉鸡苑、两栖爬行动物馆、大熊猫馆、海洋馆等一系列现代化动物馆舍相继建成。为更好地实现各类动物的饲养、安置、管理及繁育，动物园不仅从国内外聘请专业兽医和动物园管理者，派工作人员赴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进行交流学习，还逐步在园内设立兽医院及病房、饲料室、育幼室、检疫场、孵化室等附属机构。为应对人工环境下各类动物饲养繁育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与挑战，动物园成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工饲养繁殖、防病治病等展开研究，并在大熊猫、黑颈鹤、朱鹮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人工饲养、繁殖、孵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除了展览动物、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科研工作之外，北京动物园还担负着动物外交的重任。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进行动物友好交换，是人民传递友谊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外交形式。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北京动物园先后接收了东亚、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各国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的亚洲象、黑尾蟒、麋鹿、日本鬣羚、印度犀、欧洲野牛、麝牛、袋鼠、北极熊等百余种珍贵动物，并多次向世界各国赠送我国的丹顶鹤、梅花鹿、东北虎、扬子鳄等珍稀动物，尤其是国宝大熊猫，深受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民众的喜爱。大量珍贵动物的交换，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化。
从皇家园林到农事试验场，再到现代化的城市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发展历史不仅是北京城市建设和时代变迁最直接的见证，也是古都北京在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以旧纳新、以新化旧的一个典范。清末农事试验场兴办之初所建的灰色砖雕三拱门，如今依然屹立于北京动物园内，向来往游人无声诉说着百年间的城市记忆。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北京史事编年”〈项目编号：KY2025A038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