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历史研究所陈光鑫助理研究员著作《幽燕之光——北京文明探源》出版

　　《幽燕之光——北京文明探源》

　　陈光鑫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内容简介

　　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之际，生活在今陕西地区的周人就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建立燕国，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更是亲临燕都，“召公建燕”因此成为千古佳话。本书就秦统一之前的北京文明史轨迹，分六章叙述：北京的传说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夏商时期的北京、建燕、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的北京、战国时期的北京等。

 

　　作者简介

　　陈光鑫，1984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2005-2015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商周史，北京早期文明研究，已在《文博》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绪 论

　　这本小书以文明产生前后的北京为研究对象，“北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包括下辖16个区。其实，今天北京市这一区域，并不是天然地就是一个地理单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可能分成几个地区，这可能就是您读本书的第一个“反转”，特别是商周时代，以永定河为界，永定河南岸的先民可能从来就不认为与北岸生活的人们是“老乡”。但也有一些称呼北京的名词值得琢磨，比如本书还会常用一个词“燕地”，燕地的范围远远大于今北京市的范围。《战国策·燕策一》记：“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南部疆界在顺平县（1993年前叫完县）、保定和沧州一线。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赵、齐、燕共灭中山，燕得到了权（今河北省正定县北）、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南部疆域扩大到河北省中部的滹沱河流域。北部在今张家口（河北省）、化德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多伦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拉木伦河、库伦（内蒙古通辽市）、开原（辽宁省）一线，西部与赵国以太行山为界，东部到辽东半岛和吉林省东南部。

　　《汉书·地理志》载：“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严格地说，燕地当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省在内，还涉及辽宁省部分地区。

　　我们再看看“文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成为热潮，在众多学术观点迭出的形势下，夏鼐、苏秉琦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夏鼐提出，中国文明形成过程是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同时指出，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了文明的若干标志。

　　苏秉琦先生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和多元观点考察文明起源，认为中国较普遍地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氏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

　　2001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顺利进行，并于2004年正式开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即《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对起源的探讨，也从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综合，转而更重视文明化进程及其动因的研究，并注意各地的多样性特点，发展不平衡性以及持续演进或变更现象，还包括中原与四方的关系、作用、地位等问题。

　　在长期的讨论过程中，学界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文明起源与文明社会形成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文明是多元化起源和发展的。而北京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可谓当之无愧，所以，本研究希望为北京历史文化探源做出一点贡献。这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许多学者倾向于否定西方学者的观点，自己提出新的“文明”产生的标志，意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极端，但无形中又进入了“中华中心论”的另一个极端，没有共同标准的情况下谈“文明”的早晚，是没有比较价值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认为更不能泛泛地认为，北京与中原地区同时进入文明时期，燕地进入文明的时间段还需要继续讨论，考虑到地域特殊性，不排除北京存在跳跃式发展的可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不断发展。自文明开始，今天的北京地区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交流的枢纽，所以在梳理北京地区文献和考古学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加深理解。

　　从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与河北阳原虎头梁于家沟遗址比较看，早在新石器早期，今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就与河北阳原等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转年遗址更深受南部地区的影响，这是今天尚无法解释的现象。

　　燕地范围内的新石器中期考古文化在东北兴隆洼文化南下，南边磁山文化北上的交汇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考古文化看，燕地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痕迹。如受东北考古文化影响的雪山一期文化有向永定河上游传播的倾向。

　　司马迁并没有完全采取《国语晋语》的说法，没有采取黄帝、炎帝与姬水和姜水成的说法，而且也称黄帝姓公孙，而非姓姬。我们推测，把周人与黄帝拉上关系，可能是儒者一厢情愿吧。

　　从王亥到上甲微的时代，商人在河北易县一带活动，与当地土著交往密切。从考古文化看，先商文化在夏代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燕地当时的文化。

　　西周初年，燕文化以今天北京为中心，随着土著文化的衰落，周文化传统逐渐占据主要位置，玉皇庙等青铜文化受到燕文化的强烈影响，开始使用燕文化礼器，所以，此时燕文化还是该地域的主导。但需要注意，我们认为，此周文化是指西周初年及先周建立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指西周中后期成熟的周文化。

　　西周中期到战国早中期，燕与西周王朝的文化政治关系，需要重新考虑。中山国与燕国的交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中山与周同为姬姓，从目前的研究看，很可能是从太行山以西而来的戎人建立的政权。整个西周时期，这个族群一直与中原王朝（尤其是三晋）保持密切的联系，长期受到王朝礼乐文化的影响。甚至到了战国时期，周王朝早已名存实亡，中山国的君臣仍然保持着正统文化者的优雅姿态，在中山国的国君眼中，燕国更像一个久未开化的“土著政权”。

　　但是，历史事实并没有按着中山王的意愿发展，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此时的燕国为诸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禅让制的推行，从政治上看是失败的，但从文化心态上看，证明燕国已经具有了成为一方强国的开放心态。

　　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山的失败一定程度反映了旧王朝文化的没落。燕国的崛起，是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胜利。

　　早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就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自古以来，京津冀三地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北京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京津冀一体化”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