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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刊发我院历史研究所许辉副研究员学术文章《光影百年:近代北京电影院的变迁》

  
原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26年第1期
  二十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娱乐形式传入北京,老北京人常聚集在戏园、茶楼中观看影片。随着对西方文明的逐渐接纳,20世纪20年代,一批专业影院在北京兴起,传统的茶楼、戏园与新式电影院并存发展,电影逐渐成为市民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代,北京电影院的持续发展因日本侵华战争而遭受重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全新的发展。
  从福寿堂到大观楼——戏园茶楼中的电影院
  1902年,电影开始传入北京。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多数人都满怀疑虑,外国人想要租借戏园场地放映电影,戏园主纷纷拒绝。最终经多方协调,在前门外打磨厂的福寿堂完成了北京历史上的首次电影公映。部分勇于尝试的市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购票观影。但当时无声电影不仅放映设备调试耗时,且画面时常模糊、情节简单,观影体验远逊于后世。但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中,这种兼具声光特性的新奇媒介,仍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电影传入北京后并未立即获得广泛认可,反而引发争议。相较于传统戏曲、杂耍等娱乐形式,早期电影观众寥寥。由于宫廷和官府宴请放映时偶发事故,加剧了官方对电影的排斥,认为其既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内容又有悖教化,且男女混杂观影有伤风化,一度在京城全面禁映。然而在京外侨对电影表现出浓厚兴趣,部分留学生及乐于吸纳西方技术文明的知识分子、商人亦开始关注这一新兴媒介。1905年,美侨丢付在东长安街路北租赁洋房,创办北京首家专门电影院——平安电影院。该影院选址于外侨聚居的繁华地段,专映外国影片,票价昂贵,主要服务对象为外侨、政要及富商阶层。
  随着清末革新思潮的推进,学习西方的社会需求日益迫切。电影作为一种直观展现西方社会生活的媒介,既满足了公众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又为传统北京市民提供了新型娱乐体验。去戏园茶楼观影逐渐成为时尚潮流,直接推动了北京电影放映业的兴起。1906年后,北京的电影放映活动明显增多,标志着这一新兴娱乐形式开始融入市民生活。
  茶楼、戏园兼营电影放映,是北京电影放映初期的重要特征。受外国人电影经营模式的启发,茶楼、戏园为提升客流量,纷纷增设电影放映业务,形成白天唱戏、夜间放片的经营模式。1905年,前门外大栅栏大亨轩茶楼首映国产片《定军山》(谭鑫培主演),1907年改建为大观楼影戏园,设立固定电影座位,以放映为主,兼营曲艺杂耍。其他茶楼、戏园也纷纷跟进,最早的电影院,便集中于南城、西单和王府井一带。
  因茶楼戏园空间狭窄、座位布局不合理,加之外国影片难以契合老北京观众的审美趣味,电影在初期仅能短暂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难以形成持久吸引力。因此,在当时电影只是少数人尝试的新鲜事物,无法真正取代戏曲等传统娱乐形式。
  从戏园到银幕——北京新式影院的涌现
  进入20年代,随着新式影院不断涌现,电影放映日趋日常化,从最初的新奇体验转变为大众化的娱乐形式。传统娱乐场所的既有空间和经营模式已难以满足观影需求。为提升观影体验,北京部分传统娱乐场所开始向专业影院转型,或改建或新建专业影厅,标志着专业电影院时代的到来。
  在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逐步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商业与娱乐消费圈。其中,王府井、西单因地处交通枢纽,周边分布着使馆区、高等学府、商贸机构及政府机关,逐渐发展为高端商业文化集聚区。该区域聚集的政要名流、中外商贾及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文化接受度较高,观影逐渐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在此背景下,王府井和西单一带相继改建或新建了一批高档影院。1920年2月,由东安市场内丹桂戏园改建的真光电影院正式落成,成为北京首座大型影院。不仅其外观采用当时流行的罗马式风格,更在内部设施、管理服务等方面全面参照专业影院标准,配备完善的消防、照明、卫生及冷暖系统,并坚持每日清洁消毒。这些创新举措在当时引起轰动,尽管票价高昂,仍吸引众多观众慕名前往。真光电影院的成功示范,促使其他传统戏园纷纷效仿。
  相较于内城的高档娱乐区,南城传统商业区凭借密集的戏园分布,形成了以大众消费为主的电影市场。该区域影院普遍具有价格低廉、设施简朴的特点。1932年《大公报》关于前门外观音寺街宾宴楼茶园改建为电影院的报道,揭示了北平电影市场的分层现象:除城内五大高端影院外,城外新设影院多采取低价策略,虽设备稍显简陋,选片亦不够精严,却能满足普通市民的娱乐需求。
  随着电影院数量的持续增加,观影逐渐成为北京市民普遍的娱乐休闲方式。1928年《电影月报》刊文指出,近来电影事业发达,北平亦卷入浪潮,先后已有11家电影院成立,每天亦有六七千人消磨于电影场中。这一数据生动反映了电影文化的普及程度。与影院建设同步发展的还有电影传媒事业。1927年,北平最早的电影刊物《电影周刊》创刊,随后又有多家电影类报刊相继问世。这些专业媒体不仅为电影艺术推广提供了平台,更通过影评、剧情介绍等内容,有效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与鉴赏水平,共同推动了北京电影文化的繁荣发展。 
  从哈尔飞戏院到西单剧场——北京影院业的战时抉择
  随着30年代有声电影的诞生,观影逐渐成为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日常娱乐的常规选择。1930年落成的光陆有声电影院作为当时一流的影院,显著提升了北平市民的观影体验。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南城与内城商业区相继新建了一批现代化影院。
  但日本侵华战争很快改变了30年代北平电影业的发展轨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紧张的局势对电影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大部分影院出现了亏损。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初期影院一度停业。为粉饰太平,日伪当局强制恢复影院营业,推行奴化教育,许多小型影院沦为日伪宣传工具。在经营压力下,原本发展良好的戏剧院被迫转型经营电影,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沦陷时期电影业的虚假繁荣。随着战争后期日军对沦陷区经济掠夺的加剧,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经济濒临崩溃,殖民教育影片已难以吸引观众。至日军败退前夕,北平多数影院已濒临倒闭。
  20世纪90年代尚存的西单剧场,其前身为哈尔飞戏院,它的历史变迁反映了30年代北平影院业在动荡时局中的发展轨迹。
  哈尔飞戏院由经营者租赁奉天会馆东园改建而成,其设计融合西式风格,配备先进设施,成为当时西单地区唯一的专业戏剧演出场所。由于将名称Happy误写为Halpy,戏院被市民俗称为哈尔飞戏院。
  1930年9月14日的开业典礼上,梅兰芳先生亲临致辞并与一批当红名角同台献艺。除定期邀请戏曲名家演出传统剧目外,哈尔飞戏院还创新性地将杂技魔术、话剧、歌舞与京剧同台呈现,深受观众欢迎。该戏院曾接待益智白话新剧社、上海明月歌舞团等知名艺术团体,演出内容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义,获得教育界和家长及青少年观众的广泛好评。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哈尔飞戏院因经营困难,于1938年改制为哈尔飞瑞园茶社,转型经营曲艺、杂耍、武术、魔术等多元表演,通过短小精悍的节目内容和亲民票价吸引各阶层观众。为维持艺术水准,茶社仍邀请曲艺名家登台,凭借原有优质观赏环境,既保留了部分老主顾,也受到普通市民欢迎,经营状况一度呈现良好态势。然而随着战乱持续,1940年哈尔飞瑞园茶社最终停业,改建为大光明电影院,主营英美影片放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影片遭禁映,仅允许放映德意日三国影片,导致观众锐减,影院被迫歇业。1945年日本战败后,影院由天津商人杨宜之接管,恢复放映英美新片,重现生机。1949年后,大光明影院经公私合营改制为西单剧场,先后上演京剧、评剧、曲艺、杂耍及电影等多种艺术作品,直至1994年因西单商圈改造规划被拆除。从哈尔飞戏院到西单剧场的变迁可知,在特殊历史时期,北京影院逐步形成多元经营模式,将电影放映与戏曲、话剧、杂耍等传统及现代表演艺术相结合,是战时文化产业的经营策略与生存之道。
  光影百年,流转如诗。二十世纪初,电影作为新型文化娱乐形式悄然叩开北京城垣。那时,在这座传统戏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电影业虽未能达到沪津等地的繁荣程度,却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在戏曲的余韵中寻得共生之道。电影院如星火般散落街巷,与茶楼、戏园比邻而居,在锣鼓丝竹的间隙里,默然演绎着光影的浮沉起落。这种植根于地域文化沃土的发展模式,不仅让电影艺术渐次深入市井生活,更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织就一幅文化交融的绮丽图景,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多元探索,镌刻下具有京韵风骨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