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文化研究所赴云南省学术交流考察报告

    2011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我院文化研究所科研人员在李建盛研究员的带领下，赴云南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考察。考察期间，与云南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有关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在云南进行了实地文化考察。

   此次学术交流考察活动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和科研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和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在学术交流方面，学术考察团与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就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双方包括北京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李建盛、沈望舒、陈玲玲、许苗苗、徐翔、杨震、陈红玉，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化研究所郭家骥所长、石高峰副所长、李金明所长和研究人员刘婷、赵娟等。双方首先介绍了各自的发展沿革、研究现状以及人员构成，然后就科研机构学科建设，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学、文化研究在当代的转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

    李建盛研究员在交流中介绍我院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把文化产业发展放在当代文化发展的必要性中来做战略思考，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院成立了“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文化产业和首都文化发展战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原“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研究所”，进一步拓宽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为本所的学术研究赢得了更多机遇。他说：云南是一个民族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省份，云南社科院在文化研究和建设文化大省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此行主要是学习型考察，来了解兄弟社科院的学科建设，我们把文学研究所改文化研究所，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社会和服务首都的发展。其次是想了解云南在当前全球文化背景下，如何开发、整合特色文化资源。再次，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云南社科院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推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问题，加强学科转型和学术研究。

    郭家骥所长对云南社科院及其民族文学所的发展进行详细的回顾和介绍。据了解，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科研工作主要是通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来开展，为云南15个民族每个民族编一部文学史。共出了12本。科研人员配合文学史作了很多民族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创办了《山茶》刊物。随着市场经济转型，民族、民间文学路子窄了。于是，从狭义的“文学”向大的“文化”转型，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科和专业研究态势。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涉及民族生态人类学，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保护等多方面。90年代，云南省提出要把云南建设称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大省。本所对此进行了论证，召开了多次研讨会，为文化大省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推动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扩展。郭所长也指出，由于科研经费问题，一些大文化文学研究项目展开，目前的研究模式也存在问题，比如难以凝聚成整体有特色的研究力量，主要依赖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需要能够有更多方面的支持等等。

    石高峰介绍了民族文化所与民族学所的工作区别，强调本所是针对“民族文化带”展开研究。目前，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不局限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还体现在少数民族进城这样一个新现象，亦即：城里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如何研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衰落，也是研究的重点。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传统刊物《山茶》改成了《华夏地理》，挂牌了“云南智库”。他强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必须区分，有些文化元素必须国家支持、保护。李金明也接着表达了他的看法，介绍了他撰写《独龙族文学简史》的经历，以及他参与独龙江、怒江民族文化保护的心得，坦言他对于独龙族边界的独到看法，以及如何保护、鼓励传统民族艺人的问题。刘婷则重点介绍了云南省尤其是昆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得失利弊。云南省文化产业发展，其成就在于依托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招商引资，举办“中国西部文博会”和“昆交会”；打造大型民族歌舞；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在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上演“云南印象”等方面。云南文化产业的不足，则体现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创新性不足，品牌打造不足，缺乏历史感等方面。她还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座谈会期间，与会学者还就其他学科转型、学科建设和专业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分析、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我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文化产业研究专家沈望舒，就文化研究尤其文化产业研究进行了阐述，特别是针对文化发展中的目标与手段相匹配、文化理念和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问题，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的借鉴，并就有关文化问题向民族文学研究所请教与交流经验，如云南社科院的整体状况以及民族文学所在社科院的地位等。他说，此行的考察对我们院开展文化研究有以下几点启示可供借鉴：一是云南社科院中从事文化研究的有哲学所、民族文学所等多个研究所和分支机构，相互从不同的角度和特点进行多方位的文化研究，壮大了研究的声势，提升了研究的水平；二是云南社科院的团队协作，形成合力的机制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三是如何发挥地域优势和利用地域文化积淀，形成研究特色和优长研究领域的问题。

    此次学术交流座谈收获很大，共同发现了两个研究所面临共同的问题，如发展转型、科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也有双方可互相资借的经验。发挥优势，特出特色，发展多样性的、具有自身优势的专业研究是双方的共同趋势。我们觉得，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度，理论的深度来看待研究所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研究工作。

    在与云南社科院的座谈会后，我所又与云南社科院哲学所代表同志进行了座谈。座谈中，双方就各自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进行了有成效的交流，就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哲学所的与会同志就《云南文化蓝皮书》、《文化消费景气蓝皮书》等的编撰情况做了说明，就文化发展的“云南模式”、云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状况、云南的传媒产业与文化品牌做了一些梳理，并介绍了一些在文化研究中有益的经验。我院同志们也纷纷发言，陈玲玲副研究员、许苗苗博士、徐翔博士、杨震博士、陈红玉博士等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对方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大家都认为，伴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当前以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的大好时期，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抓住机遇，做好个人的研究规划，适应院所和国家的发展形势，促进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云南学术考察期间，文化研究所一行具体考察了云南省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的现状与问题。考察团访问了昆明市“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福保文化城，并与工作人员就文化城的规模结构、具体运作、社会效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反思。考察团还到大理、丽江等文化旅游、民族文化发达的市县，实地考察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在大理，考察团深入了解白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建筑风格、服饰打扮等具体的民族文化问题，白族文化与佛教文化、城市化进程的互动与融合问题，为探讨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浪潮中的变迁和现代转换奠定了较为翔实的材料基础。在丽江及其周边，考察团集中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认真分析了东巴象形文字的特点，参观了东巴大峡谷，实地聆听了纳西古乐，对于用旅游产业支持、供养东巴文化的模式深表赞赏。考察团根据所考察地点、对象的文化旅游开发、文化符号塑造、文化形象传播、文化价值传导等方面的问题，结合自身的理论资源和学理资源，进行了丰富而多方位的思考与探究。例如，我们认为，目前占主流的“旅游文化”应当向“文化旅游”倾斜，把文化元素注入当地的物质元素之中，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蜕化成“非文化物质遗产”。考察团在实地考察和理论探讨中，还形成其他一些共识，例如文化不能完全变成产业，保持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原生态尤为重要；文化的产业化有可能对原有的文化生态带来不可恢复的破坏。

    总之，通过此次赴云南学术考察，文化研究所加深了对文化保护与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既有问题的认识，同时又开阔了研究视野。对于全球化、城市化视野下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了新的认识。考察还激活了研究人员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的反思。此次学术交流和学术考察对于丰富经验、拓展视野、深化研究、凝聚团队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本所的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经验，为加强本所与国内文化研究界的横向联系与交流学习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