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名古屋参加文学研讨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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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爱知大学之行
除了政府全力支撑的各个级别的“超级”大学外，多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是否紧跟社会需求和大众趣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发达国家日本，概莫能外。
在我国承认学历和学位的日本大学名单中，有国立大学97所，公立大学75所，私立大学523所。国立、公立大学由国家、地方政府出资，学费低廉，教育水准普遍较高，入学竞争也就激烈。目前，日本有23%的学生在国立、公立大学就读。这并不是说，私立大学的水准就一定略逊一筹。比如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同志社大学等等，就是大名鼎鼎的私立学校。具体承办《帝国主义与文学──殖民地· 沦陷区·“满洲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爱知大学，也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私立大学。从1946 年建校来看，爱知大学的历史不算长，但如果加上其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它与中国近代史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已有百年了。
殖民/反殖民——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殖民/反殖民，是近代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一组关键词。
在相对隔绝的前现代，“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用武力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亚非拉“落后”国家或地区，“开疆辟土”，通过血腥的殖民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同属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在全球殖民语境下发生的战争，旷日持久，使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和国际角色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原本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在1853、1854年两度直接面对美国东印度海军中队长官佩里的舰队之后，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根两港。在被殖民的威胁面前，日本实施的明治维新图强求变，成功地使日本“脱亚入欧”，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转而跻于殖民国家行列，一次次挑起对外扩张战争。
在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曾经辉煌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门户。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改良运动，没能挽救“老大中国”。主要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催生出中华民国，但中国一百年来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境地，并未改变。
掌握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资源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方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提准备，同时也是实施殖民统治的具体内容。日本在华的学习调查机构众多，最早的有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代表性机构有两个：一是南方的“东亚同文书院”，以教育为依托；二是北方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规模巨大的产业托拉斯融为一体。这里只说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底，由“东亚会”（允许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人入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第一任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的一席话，道出了该会的旨趣：“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东洋之前途将取决于“黄白”两个人种较量的结果。为了“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应共以西洋为敌。
种族论既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也是殖民霸权的遮羞布。当年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急切地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文明学习，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就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前的1895年，正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有了台湾等中国领土，以及价值一亿多日元的舰艇等战利品，并获得战争赔款2.315亿两白银，折合日元约3.5亿，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仅一场侵华战争带来的现金收益，就超过日本年度总收入的三倍还多，以至当时的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无比：“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殖民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日本一次次的侵华战争就是证据。东亚同文会推动危如累卵的中国进行改革，鼓吹亚洲一体，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与独立，而是为了日本能够在激烈的世界殖民地瓜分游戏中加大与西方相抗衡的筹码，是为了日本能够单独控制中国，称霸亚洲，进而征服世界。近卫笃麿在广岛的一次演讲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为了保障日本在华权益，以及实现所谓的“支那改造”，既需要大量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支那通”，也需要从中国人中培养出“日本通”。为此，东亚同文会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创办书院。东京同文书院招收留日中国学生，后因赴日中国人锐减，于1922年被迫关闭。1900年5月设立南京同文书院，第二年移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生源主要来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机关选拔的公费留学生，也有个别自费生，以及少数来自朝鲜的留学生。1921年设“中华学生部”。由于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到1934年被关闭时，该部15年总共只招收了48名中国学生。1939年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到1945年被中国接管，毕业生接近五千人，大部分进入了日本在华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各地的伪政权和“满铁”公司。回到日本的毕业生也大多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
东亚同文书院有一项举世闻名的“大旅行”课业，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次。具体做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一般利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按规定的线路，以专业方法作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召开交流演讲会，并以旅行日记为基础写成毕业论文，附上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报告要求真实，凡有抄袭或出处不明的，算零分。45年间，旅行考察线路有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省区，以及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这些报告所涉内容广泛，有的还有幸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变。比如，在1939年结集出版的报告集中，地理方面的调查题目有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蒙疆的汽车交通状况；经济方面有广东的货币金融状况、汉口的外国人多权益等；商业方面有安徽省长江流域日本人工商业者的活动状况、关于山东省的物产流通交易状况等；资源商品方面有汉口市场上的猪毛等；社会方面有中支的支那人的对日感情——特别以武汉为中心、山东省的教育设施状况、蒙疆的加特力传教士的活动状况等；特别调查有香港华侨概况、法属印度支那对日感情、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以无业者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劳动问题等。由此，可窥见书院实地踏访范围之一斑。
这次学术研讨会安排的唯一一次游览活动，是参观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在图书馆，我看到“大旅行”原始文档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早期编纂成书的有《支那经济全书》13册、《支那省别全志》18册。陆续出版的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研究年报》《在上海的调查》等。《新修支那省别全志》9巻（1941-1946）则融入了“大旅行”调査报告书中的新材料。现在，这些已成为研究中国地方史的珍贵材料，我注意到，国内各地在罗列近代地方史文献时，往往少不了它们。
同一天，我们还参观了设在大学纪念馆内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除了学籍册、成绩册、大旅行报告书等大量实物、图片外，还见到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兄弟与孙中山、辛亥革命关系的珍贵藏品。该中心于2006年被日本文科省选定为“开放性研究中心”。
此时此地，回过头来想一想，该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前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
一种对历史的误读
按照爱知大学校史宣传材料的说法，其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中历史最长的学校。当时创设东亚同文会的理念是，通过教育文化事业促进日中友好事业，并为了培养相关人材而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即，是在用处在和平发展阶段的现在的宗旨，去想象当年的情境。
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中国研究机构，当然有别于专门的谍报机关。但不管中国研究参与者本人的志趣理想如何，其调查研究的结果客观上在为日本当时的国策服务，差别也许仅仅在直接间接之间。偏向于肯定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者，会特别提到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关系密切；东业同文书院的一些教师参加和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邹容在1902年自费赴日入东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1903年回国后写出震耳发聩的《革命军》；1954年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曾于1928年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1930年，该院学生中出现反战左翼组织“中日斗争同盟”；1931年4月17日，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文学演讲；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上海的日本居民团要求东亚同文学院的学生服役，但当时的院长大内畅三予以拒绝，并安排学生回国暂避……
对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中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些非常精彩的历史细节难能可贵。但是在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细节再精彩，都无法改变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对外扩张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仅以东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为例，其与众不同之处是，除装订成册存档外，还要报送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等，其用途不言自明。不过，一看到日本某些青年学者提出的观点，比如认为“对于书院学生来说，去大旅行的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时（薄井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2001），便马上斥之为“伪装性和欺骗性”，或者我们也派五千人到你们国家调查……似乎有些简单化和情绪化。
就历史本体而言，被描述出来的历史脉络一般是线性的，被抽象出来的历史结论往往是单一的。第一历史即实际发生的历史之所以无法再现，就在于不可能穷尽和书写其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能够达到的历史叙事，即第二历史，是建立在抽样分析的基础上的。于是，因档案文献的解禁和出土文物的面世而一次次改写历史的故事，就永远不会有结尾。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的调查内容及线路，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的。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现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再批准，调查旅行便只能主要局限在日本占领区了。
从历史主体来看，历史过程是由个体活动汇聚而成的，即使被淹没在殖民语境中，个体依旧有其各不相同的生长轨迹、喜怒哀乐。在判断历史是非时，形形色色的个人最容易在不经意间被整齐划一，而实际上，个人的主观动机并不一定总与实际效果相契合。在大前提没有谬误的情况下，深入探索方方面面当事者个人的心态史和命运史，未尝不能成为大历史的小注脚，而累计到一定数量的注脚，容或有助于复原出更加接近原貌的活的历史。毕竟，时过境迁，与日本帝国时代的“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大东亚”思潮密不可分的“东亚同文”等思想文化遗迹，早已沉淀为学术研究的题目，现在有可能较为超脱地对其加以讨论了，无需总是有意无意与国家主权问题、领土完整问题挂钩。
与中国密切关联的爱知
日本战败，但文教机构并没有断裂。
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字霞山。1964年，该会改称霞山会，抹去了帝国的时代痕迹，仍隶属于外务省，开展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事项：资助学生和学者的互访；出版月刊《东亚》《日本展望》《中国月报》，以及工具书《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每4年一版）、《中国总览》（隔年出版）等；附设东亚学院，主要培养从事日中贸易和文教的人员。早在1946年，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的带领下，爱知大学在被美国等国占领的日本本土重建。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爱知大学，得以始终不渝地恪守“对世界文化与和平做出贡献”“培养具有国际素养和视野的人才”“对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的建校精神，由预科起步，终于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大学。目前，在校生的规模逾万。
新生的爱知大学依旧与中国的关联密切。
比如，编纂了《中日大辞典》。1950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原东亚同文书院教员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1953年，又返还华日辞典原稿。1955年，爱知大学设立中日大辞典编纂处。经过汉语专家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8年刊行。
爱知大学的另一个创举，是开办中国研究专业。在法律系设置中国政法专业，经济系设置中国文学、东方历史、东方哲学等专业的基础上，1991年，研究生院设置了日本第一个中国学专业，综合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1997年，正式成立现代中国系（现代中国学部），每年招收180名学生，其中外国留学生30名。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冠名的院系。在日本，以研究古代中国为主的“汉学”源远流长，而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十分薄弱。爱知大学的现代中国系旨在总结、归纳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与经验，建立一个以现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以期培养出知识结构全面，能够适应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国际型人才。
现代中国系继承了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的传统，也组织学生来中国进行实地勘踏，但规模和性质截然不同：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出部分品学兼优者，利用暑假20多天的时间，目的地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产业、文化、历史。中方的接待单位则是与爱知大学签有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高校。调查结束后，学生们依旧要把调查结果写成毕业论文。第九届中国现地研究实习旅行去的是山东，分成农村班、企业班和观光班，调研题目涉及农村的医疗、户籍、教育、垃圾处理及卫生问题，企业的劳动雇佣条款、质量管理、污水处理、生育问题，旅游区的环境卫生、旅游商品、历史遗迹、导游服务问题等。显然，这已经不是在冒险家的乐园中进行探险了，而是在愉快的旅游中近距离地感知学习对象。
此外，随着汉语热在世界各地持续升温，具有丰富成人汉语教学经验的爱知大学，也于2006年适时与中国合作，建立起孔子学院。结果，孔子学院名古屋校区的学员增长了44％，丰桥校区增长了10％。看来，对于海外的汉语学习，孔子学院这一形式的确有推动作用。
对高校选址的思考
现在的爱知大学在爱知县境内有三个校区：丰桥校区，名古屋（三好）校区和车道（名古屋）校区。车道校区规模不大，位于市中心。近年来，爱知大学对车道校区的投入较大。原因是，随着人口的下降，日本高校的生源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听日本朋友讲，有个别的学校，留学生的人数甚至达到了耸人听闻的90%。新诞生的车道校区，配有先进的IT设备，侧重高层次的法学教育和面向本地区的成人教育，并开设了166个开放性的讲座，交通又便利，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前来报考了。
其实，闹市的诱惑太多，并不利于学习，特别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美国的许多大学就在远离喧闹大都市的小镇，比如创办于1865年的康乃尔大学。
1997年8月，我去该校作访问学者。本以为在纽约市，去了才知道，学校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依萨卡，都快到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瀑布了。那真是个生态多样、风景如画的地方，曾在那里留学的胡适形象地将其译作绮色佳。只是难得见到人。居住区前的公路上，一天也只有零零星星的车辆驶过。
怎么这么冷清？我着实郁闷了好几天。后来听教汉语的朋友说，依萨卡小镇有5万人，其中约4万是大学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到寒暑假的时候，人就走空了。这个地方，生活单调，又冷，雪能延续到来年5月，只适合学习和养老。但康大的确出了不少名人。有一次穿行工程楼，我看见大厅的墙上悬挂着28幅画像。原来，他们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师生。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40位。这只是康大一所大学的纪录，而在中国，至今还未实现零的突破。诺贝尔奖不说明一切，但毕竟是一项年年都会挂在嘴边上的指标。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很多。是否和我们的高校大都麇集在中心城市也有一点点关系呢？
现在，为了管理方便等目的，全国都在兴建各种各样的聚集区。有的直辖市的高校规划园区把全市的15所大学统统安排在同一块土地上，校与校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一格格单间，只不过隔断换成了围墙、栅栏或马路。这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麇集呢？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从事研究性的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有个性。
那么，培养学者的地方，孕育创新型成果的地方，是否也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个性呢？
我国的特殊性在于，大学基本上是国立一统天下。这就需要教育决策者们加以思索了。
除了政府全力支撑的各个级别的“超级”大学外，多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是否紧跟社会需求和大众趣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发达国家日本，概莫能外。
在我国承认学历和学位的日本大学名单中，有国立大学97所，公立大学75所，私立大学523所。国立、公立大学由国家、地方政府出资，学费低廉，教育水准普遍较高，入学竞争也就激烈。目前，日本有23%的学生在国立、公立大学就读。这并不是说，私立大学的水准就一定略逊一筹。比如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同志社大学等等，就是大名鼎鼎的私立学校。具体承办《帝国主义与文学──殖民地· 沦陷区·“满洲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爱知大学，也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私立大学。从1946 年建校来看，爱知大学的历史不算长，但如果加上其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它与中国近代史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已有百年了。
殖民/反殖民——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殖民/反殖民，是近代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一组关键词。
在相对隔绝的前现代，“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用武力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亚非拉“落后”国家或地区，“开疆辟土”，通过血腥的殖民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同属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在全球殖民语境下发生的战争，旷日持久，使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和国际角色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原本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在1853、1854年两度直接面对美国东印度海军中队长官佩里的舰队之后，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根两港。在被殖民的威胁面前，日本实施的明治维新图强求变，成功地使日本“脱亚入欧”，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转而跻于殖民国家行列，一次次挑起对外扩张战争。
在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曾经辉煌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门户。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改良运动，没能挽救“老大中国”。主要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催生出中华民国，但中国一百年来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境地，并未改变。
掌握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资源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方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提准备，同时也是实施殖民统治的具体内容。日本在华的学习调查机构众多，最早的有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代表性机构有两个：一是南方的“东亚同文书院”，以教育为依托；二是北方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规模巨大的产业托拉斯融为一体。这里只说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底，由“东亚会”（允许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人入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第一任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的一席话，道出了该会的旨趣：“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东洋之前途将取决于“黄白”两个人种较量的结果。为了“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应共以西洋为敌。
种族论既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也是殖民霸权的遮羞布。当年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急切地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文明学习，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就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前的1895年，正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有了台湾等中国领土，以及价值一亿多日元的舰艇等战利品，并获得战争赔款2.315亿两白银，折合日元约3.5亿，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仅一场侵华战争带来的现金收益，就超过日本年度总收入的三倍还多，以至当时的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无比：“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殖民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日本一次次的侵华战争就是证据。东亚同文会推动危如累卵的中国进行改革，鼓吹亚洲一体，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与独立，而是为了日本能够在激烈的世界殖民地瓜分游戏中加大与西方相抗衡的筹码，是为了日本能够单独控制中国，称霸亚洲，进而征服世界。近卫笃麿在广岛的一次演讲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为了保障日本在华权益，以及实现所谓的“支那改造”，既需要大量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支那通”，也需要从中国人中培养出“日本通”。为此，东亚同文会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创办书院。东京同文书院招收留日中国学生，后因赴日中国人锐减，于1922年被迫关闭。1900年5月设立南京同文书院，第二年移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生源主要来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机关选拔的公费留学生，也有个别自费生，以及少数来自朝鲜的留学生。1921年设“中华学生部”。由于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到1934年被关闭时，该部15年总共只招收了48名中国学生。1939年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到1945年被中国接管，毕业生接近五千人，大部分进入了日本在华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各地的伪政权和“满铁”公司。回到日本的毕业生也大多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
东亚同文书院有一项举世闻名的“大旅行”课业，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次。具体做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一般利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按规定的线路，以专业方法作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召开交流演讲会，并以旅行日记为基础写成毕业论文，附上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报告要求真实，凡有抄袭或出处不明的，算零分。45年间，旅行考察线路有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省区，以及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这些报告所涉内容广泛，有的还有幸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变。比如，在1939年结集出版的报告集中，地理方面的调查题目有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蒙疆的汽车交通状况；经济方面有广东的货币金融状况、汉口的外国人多权益等；商业方面有安徽省长江流域日本人工商业者的活动状况、关于山东省的物产流通交易状况等；资源商品方面有汉口市场上的猪毛等；社会方面有中支的支那人的对日感情——特别以武汉为中心、山东省的教育设施状况、蒙疆的加特力传教士的活动状况等；特别调查有香港华侨概况、法属印度支那对日感情、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以无业者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劳动问题等。由此，可窥见书院实地踏访范围之一斑。
这次学术研讨会安排的唯一一次游览活动，是参观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在图书馆，我看到“大旅行”原始文档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早期编纂成书的有《支那经济全书》13册、《支那省别全志》18册。陆续出版的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研究年报》《在上海的调查》等。《新修支那省别全志》9巻（1941-1946）则融入了“大旅行”调査报告书中的新材料。现在，这些已成为研究中国地方史的珍贵材料，我注意到，国内各地在罗列近代地方史文献时，往往少不了它们。
同一天，我们还参观了设在大学纪念馆内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除了学籍册、成绩册、大旅行报告书等大量实物、图片外，还见到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兄弟与孙中山、辛亥革命关系的珍贵藏品。该中心于2006年被日本文科省选定为“开放性研究中心”。
此时此地，回过头来想一想，该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前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
一种对历史的误读
按照爱知大学校史宣传材料的说法，其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中历史最长的学校。当时创设东亚同文会的理念是，通过教育文化事业促进日中友好事业，并为了培养相关人材而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即，是在用处在和平发展阶段的现在的宗旨，去想象当年的情境。
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中国研究机构，当然有别于专门的谍报机关。但不管中国研究参与者本人的志趣理想如何，其调查研究的结果客观上在为日本当时的国策服务，差别也许仅仅在直接间接之间。偏向于肯定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者，会特别提到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会关系密切；东业同文书院的一些教师参加和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邹容在1902年自费赴日入东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1903年回国后写出震耳发聩的《革命军》；1954年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曾于1928年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1930年，该院学生中出现反战左翼组织“中日斗争同盟”；1931年4月17日，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文学演讲；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上海的日本居民团要求东亚同文学院的学生服役，但当时的院长大内畅三予以拒绝，并安排学生回国暂避……对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中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些非常精彩的历史细节难能可贵。但是在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细节再精彩，都无法改变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对外扩张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仅以东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为例，其与众不同之处是，除装订成册存档外，还要报送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等，其用途不言自明。不过，一看到日本某些青年学者提出的观点，比如认为“对于书院学生来说，去大旅行的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时（薄井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2001），便马上斥之为“伪装性和欺骗性”，或者我们也派五千人到你们国家调查……似乎有些简单化和情绪化。
就历史本体而言，被描述出来的历史脉络一般是线性的，被抽象出来的历史结论往往是单一的。第一历史即实际发生的历史之所以无法再现，就在于不可能穷尽和书写其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能够达到的历史叙事，即第二历史，是建立在抽样分析的基础上的。于是，因档案文献的解禁和出土文物的面世而一次次改写历史的故事，就永远不会有结尾。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的调查内容及线路，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的。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现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再批准，调查旅行便只能主要局限在日本占领区了。
从历史主体来看，历史过程是由个体活动汇聚而成的，即使被淹没在殖民语境中，个体依旧有其各不相同的生长轨迹、喜怒哀乐。在判断历史是非时，形形色色的个人最容易在不经意间被整齐划一，而实际上，个人的主观动机并不一定总与实际效果相契合。在大前提没有谬误的情况下，深入探索方方面面当事者个人的心态史和命运史，未尝不能成为大历史的小注脚，而累计到一定数量的注脚，容或有助于复原出更加接近原貌的活的历史。毕竟，时过境迁，与日本帝国时代的“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大东亚”思潮密不可分的“东亚同文”等思想文化遗迹，早已沉淀为学术研究的题目，现在有可能较为超脱地对其加以讨论了，无需总是有意无意与国家主权问题、领土完整问题挂钩。
与中国密切关联的爱知
日本战败，但文教机构并没有断裂。
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字霞山。1964年，该会改称霞山会，抹去了帝国的时代痕迹，仍隶属于外务省，开展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事项：资助学生和学者的互访；出版月刊《东亚》《日本展望》《中国月报》，以及工具书《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每4年一版）、《中国总览》（隔年出版）等；附设东亚学院，主要培养从事日中贸易和文教的人员。早在1946年，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的带领下，爱知大学在被美国等国占领的日本本土重建。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爱知大学，得以始终不渝地恪守“对世界文化与和平做出贡献”“培养具有国际素养和视野的人才”“对地区社会做出贡献”的建校精神，由预科起步，终于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大学。目前，在校生的规模逾万。
新生的爱知大学依旧与中国的关联密切。
比如，编纂了《中日大辞典》。1950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原东亚同文书院教员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1953年，又返还华日辞典原稿。1955年，爱知大学设立中日大辞典编纂处。经过汉语专家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8年刊行。
爱知大学的另一个创举，是开办中国研究专业。在法律系设置中国政法专业，经济系设置中国文学、东方历史、东方哲学等专业的基础上，1991年，研究生院设置了日本第一个中国学专业，综合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1997年，正式成立现代中国系（现代中国学部），每年招收180名学生，其中外国留学生30名。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冠名的院系。在日本，以研究古代中国为主的“汉学”源远流长，而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十分薄弱。爱知大学的现代中国系旨在总结、归纳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与经验，建立一个以现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以期培养出知识结构全面，能够适应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国际型人才。
现代中国系继承了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的传统，也组织学生来中国进行实地勘踏，但规模和性质截然不同：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出部分品学兼优者，利用暑假20多天的时间，目的地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产业、文化、历史。中方的接待单位则是与爱知大学签有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高校。调查结束后，学生们依旧要把调查结果写成毕业论文。第九届中国现地研究实习旅行去的是山东，分成农村班、企业班和观光班，调研题目涉及农村的医疗、户籍、教育、垃圾处理及卫生问题，企业的劳动雇佣条款、质量管理、污水处理、生育问题，旅游区的环境卫生、旅游商品、历史遗迹、导游服务问题等。显然，这已经不是在冒险家的乐园中进行探险了，而是在愉快的旅游中近距离地感知学习对象。
此外，随着汉语热在世界各地持续升温，具有丰富成人汉语教学经验的爱知大学，也于2006年适时与中国合作，建立起孔子学院。结果，孔子学院名古屋校区的学员增长了44％，丰桥校区增长了10％。看来，对于海外的汉语学习，孔子学院这一形式的确有推动作用。
对高校选址的思考
现在的爱知大学在爱知县境内有三个校区：丰桥校区，名古屋（三好）校区和车道（名古屋）校区。车道校区规模不大，位于市中心。近年来，爱知大学对车道校区的投入较大。原因是，随着人口的下降，日本高校的生源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听日本朋友讲，有个别的学校，留学生的人数甚至达到了耸人听闻的90%。新诞生的车道校区，配有先进的IT设备，侧重高层次的法学教育和面向本地区的成人教育，并开设了166个开放性的讲座，交通又便利，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前来报考了。
其实，闹市的诱惑太多，并不利于学习，特别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美国的许多大学就在远离喧闹大都市的小镇，比如创办于1865年的康乃尔大学。
1997年8月，我去该校作访问学者。本以为在纽约市，去了才知道，学校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依萨卡，都快到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瀑布了。那真是个生态多样、风景如画的地方，曾在那里留学的胡适形象地将其译作绮色佳。只是难得见到人。居住区前的公路上，一天也只有零零星星的车辆驶过。
怎么这么冷清？我着实郁闷了好几天。后来听教汉语的朋友说，依萨卡小镇有5万人，其中约4万是大学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到寒暑假的时候，人就走空了。这个地方，生活单调，又冷，雪能延续到来年5月，只适合学习和养老。但康大的确出了不少名人。有一次穿行工程楼，我看见大厅的墙上悬挂着28幅画像。原来，他们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师生。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40位。这只是康大一所大学的纪录，而在中国，至今还未实现零的突破。诺贝尔奖不说明一切，但毕竟是一项年年都会挂在嘴边上的指标。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很多。是否和我们的高校大都麇集在中心城市也有一点点关系呢？
现在，为了管理方便等目的，全国都在兴建各种各样的聚集区。有的直辖市的高校规划园区把全市的15所大学统统安排在同一块土地上，校与校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一格格单间，只不过隔断换成了围墙、栅栏或马路。这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麇集呢？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从事研究性的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有个性。
那么，培养学者的地方，孕育创新型成果的地方，是否也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个性呢？
我国的特殊性在于，大学基本上是国立一统天下。这就需要教育决策者们加以思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