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华研究员《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出版

    近日，历史所刘仲华研究员著《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七章，近50万字。

    本书以清代京籍士人治学为线索，梳理了清初至嘉庆、道光之际北京学术发展的时代脉络和特色。作为区域学术史研究，全书不仅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区域性”特色，而且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上也具有“微观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上，而且还表现在“地方性知识”的展现上。全书认为学术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内在学术理路，而且还明显地受到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它甚至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更决定着未来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首先，从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来看，研究这些人物，很有必要。以“区域”审视学术发展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源远流长，无论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乡贤”学术特征的总结，还是学案体中对学术师承的梳理，都具有“区域性”的视角。清学发展同样呈现出区域化的多样性，以考据学而言，就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别。此外，还有浙东学术、常州今文经学等，也大多是学术区域性特征的反映。相比于以上区域性学术流派的研究，目前对清代京籍学者的学术特色及其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认识。

    “区域”视野下的清代“北京”学术到底该如何界定？是清代发生在“京师”区域内所有学术活动？抑或仅仅是京籍学者的学术活动？由于北京在清代作为“首善之区”的特殊性，前者显然会包括官方学术活动以及所有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这既包括京籍学者的治学，也包括大量非京籍学者曾经在北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旗籍学者的治学。毫无疑问，这是个庞大的学术视野，绝非鄙人所能驾驭。因此，本书选择京籍学者这一单纯线索作为“区域”的界定标准，虽不尽合理，但便于把握。

    其次，学术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而京畿学术与清代政治社会生态的关系密切，京籍士人治学反映了清代不同历史阶段下知识分子的内心关怀和精神状态。这是我关注清代京籍士人学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考据学试图通过“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道统”解释模式，但它毕竟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同时，也为国家秩序建设和社会伦理的维护提供有效支撑。因此，乾嘉之际，考据学的流风余韵虽然仍旧强势，但在汉宋兼采的内在学术理路转变的驱动下，以及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的外在影响下，考据汉学也处在不知不觉的转变中，一味沉溺于音韵训诂的考据学已经不能餍足人心，而关注现实的义理追求已是大势所趋。朱筠之子朱锡庚“礼外无理”的学术探索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总之，清代京畿学术具有影响范围大、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学术性格保守等显著特征。清初大儒孙奇逢曾经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这句话一是说学术的兴衰关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二是学术的发展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后一个时代的变革能力完全取决于前人所种下的种子。清代北京学术发展明显地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生态的制约和影响，甚至是每个历史阶段文化精神的一面镜子，更决定了当时乃至后续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再次，“京畿学术”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独特面貌。

    突出的一点，就是京师学术平台为游学士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条件。“古者学莫不有师”，“师友者，学术所从出”。如方苞，早年随宛平人高裔来到京师，从学数年。高裔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方苞很多照顾，而且在学业上有很多指导，对方苞的学术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交游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世人所知，扩大名声，这一点对于那些没有功名的士人尤其重要，所谓：“末学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砺，终不能有所成就。”康熙元年，阎若璩“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戴震游历北京之前“困于逆旅”，不为人所知，到北京以后，“获交于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后来，“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皆与之定交，从此海内知东原氏矣”。

    京师作为辐辏之地，为不少学者扩大学术影响创造了条件。正如钱泳所言：“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相反，有些学术研究成果或者思想，却因为作者的交游不广，或者传承无序，而最终导致其学术成果长期湮没，无人问津，甚至最后失传。

    学术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学术交游而不断传承，乃至不断丰富与发展。如，孙承泽《五经翼》，朱彝尊作《经义考》，翁方纲又作《经义考补正》，等等。又如，孙承泽则《北溪字义》，黄叔璥在此基础上作《广字义》；又如，王士禛对黄叔琳、翁方纲等人影响，翁方纲肌理说、金石学以及汉宋兼采主张对当时学风转移乃至后世学风的影响；又如，黄叔璥作《国朝御史题名录》，后苏树蕃续补，瑞霖再补。诸如此类的学术传承和积累都与学术交游密不可分。

    京师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是推动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顾炎武为获取有关《春秋》研究的几本著作，通过曹溶的介绍认识了孙承泽，成为孙氏的座上客，并于康熙六年（1667），第四次入都之际，从孙承泽处借阅《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自称为“江左遗民”的谈迁，为修改、补充《国榷》，于顺治十年（1653）通过为朱之锡作幕友的机会，用两年时间到北京搜集史料并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在北京，他首先认识了藏书家曹溶，后来又通过曹溶介绍结识了吴伟业，谈迁从他们那里不仅看到了《万历实录》、《崇祯邸报》等重要史料，而且也通过与他们得交谈，了解了明末许多重要史事。此外，他还到处寻访明朝降官、贵族子弟、太监、官僚士绅等，以核对史书。朱之锡在为谈迁《北游录》所写的序中记述了谈迁到处踏勘、搜集材料的情形，他说：“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硏累蔺。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傭，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可以说，谈迁在朱之锡幕中的北游经历对于其《国榷》的最后完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师频密的学术活动，也是京畿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清一代，北京的官办书局很多，官修书局一般都能提供丰富的书籍文献，从而使进入各类史馆、纂修馆的学者也因此目睹了个人所无法见到的文献档案，从而促进了学术发展。如，清初《明史》纂修馆，可以说是清初南北学者交游的重要机缘。而且这一纂修工程持续近一个世纪，对学术大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明史开馆之初，首先是征集史料，尤其是崇祯一朝的史料，由于朝廷征集史料的需要，众多曾经在明崇祯朝做过官的人纷纷著书，或者将自家所藏文献档案，呈送《明史》馆，以备纂修所用。清代京藉学者也受此影响，如孙承泽著《山书》、王世德著《崇祯遗录》等；如张烈著《王学质疑》、《史学质疑》等书。张烈、王源、刘献廷等人还都曾参与《明史》相关内容的纂修。又如，《全唐文》纂修馆。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他利用当时查阅图书资料的优越条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河南志》、《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此外，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

    清代京畿“区域”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既得益于以上有利的条件，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同样也受其制约和束缚，存在“大树底下无茂草，大块之间无美苗”的不利影响。而京畿的这种学术环境，曾经让很多有追求的士人又爱又恨，欲罢不能。清初的杨宾就发出过“少小畏京师，人情苦莫测”的感慨。戴名世一面批评京师达官贵人招摇声名、助长虚文应酬的浮躁风气，另一面却也不能超然物外，声称：“余卖文燕市，曾不值一钱，主人与之一锾两锾，计日佣赁而已，非以文章故，而雔其值也。至于朋友宾客之来乞者，亦多有，亦非以文章可爱重故也。余非智不知此而自取贱役，盖家无担石之储，而居家则尤为乡人之所贱恶。”道光年间的沈垚同样如此，他治学强调经世，主张“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对于游学京师非常向往。可等到他游历京师以后，发现“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师，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巨公亦麟集云附。无此妙券，而但挟学以求，殆矣。‘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尽管现实很残酷，打击不小，自己也很失望，但他依旧盘桓于京师，而“久留不去”，根本原因还在于“寓食”京师不仅免于“饿死”，而且“古籍缤纷，足资搜讨”。

    最后，从“区域”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需要来看，梳理清代北京学术发展也很有必要。

    “区域”学术史绝不是“整体”学术史的地方化表现或缩略本，而是反映学术发展复杂性的必由之路。从“区域”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途径来看，它有助于展现学术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助于揭示学术发展的鲜活面目，可避免整体研究所导致的单一模式和僵化面目。清代学术无论哪个阶段都非固化的铁板一块，它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而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更关注学术在一定时空内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即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它有助于关注“非主流”的学术人物。区域性的学术人物往往不是长期以来已形成共识的“著名学者”，而大多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普通士人，有些甚至根本算不上“学者”，但这些普通士人往往是当时学术常态和社会主流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一叶障目式的以偏概全。学术史的研究同样如此，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一系的大学者，固然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清学发展的高峰，但却远远不足以呈现清学的丰富和精彩。如同地图上勾勒长江、黄河的线条，它能够让人对这两条河流的走势一目了然，但却不能呈现从三江源头的涓涓细流到奔向大海的生动场面。顾、黄、王等人固然是清初学者群中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最具吸引人的几个学者，但他们并不是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主流。如果用他们代表清初学术的整体面貌，必定会掩盖更多的真实。因此，需要挖掘更多“被代表”甚至被忽视的学者的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