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岩：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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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张泉研究员所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出版10余年来，已成为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必备的参考书。由于书籍出版年代久远，目前已难以买到。特编发中国社科院李洪岩副研究员所作读后感一篇，以飨读者。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读后
李洪岩
从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以往发生的全部历史事实。但实际上，史家的研究范围总是有限的。例如，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就多少偏离于当代史家的视野之外。故尔，在研究抗日战争的专业史家圈子里，对抗战文学的研究相当贫乏，更甭说对沦陷区文学的专门考察了。当然，文学史研究是文学史家的专业范围，与专业史家的研究对象具有差异。这种学术上的分茅设橛是否合理，不去管它。我们再从文学史学来看，无疑，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但是，也依然有大量处女地有待开垦，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依旧是一个刺眼的例证。这样一来，所谓沦陷时期文学，也就多少成为了专业史家和文学史家双双不管的隔离地带。这种情况，当然需要改变。可喜的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泉先生所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一书，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
造成沦陷区文学研究贫乏的原因，这里不去探讨。笔者只想指出，在这种贫乏的研究格局中，对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又可谓是乏上加乏。直到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家的关注焦点，依然集中在所谓"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以及国统区、解放区文学诸对象上。而沦陷区文学，则被误认为与上述研究对象没有什么关联。海外一些著作虽较早涉及这一领域，但无论从史料挖掘还是从总体评估上看，均不足以揭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全貌。近年来，大陆学人也有涉及此域者，然其成果十分单薄，亦难厌人望。张泉先生的著作则是全面研究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沦陷文学"是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定文学现象，这就要求著者不能对此一特殊文学现象作单纯、孤立的学术考察，而必须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作全面的综合考察。著者也正是这样做的。该书上来便以两大章的篇幅探讨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以及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沦陷时期文学，从这种多维参照的广阔视角出发，过渡到对日本军国主义在华文化控制的分析，并与德国纳粹的文化统治相对照，再逐一考察日寇的奴化宣传措施以及对文坛的各种控制步骤。这就使读者清楚看到，日军侵华不仅是军事上的占领、经济上的掠夺，而且是文化上的奴化。文化奴化以"软刀子杀人"的"笑脸"出现，直接培育出"汉奸文学"，从而与枪炮杀人一起构成相互依赖的"双簧"。但是，著者认为，日军的文化入侵始终未获成功。沦陷时期的北京既非没有文学，也非只有汉奸文学，而是在总体上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具有明显的消极反日特征。汉奸文学为数极少，没有对沦陷区北京文学的全局产生实质性影响。该书不仅讲述了历史中的文学，而且描绘了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使人们既看到日寇铁蹄下文学的扭曲和变异，而且透过文学现象凸现出沦陷区的残酷现实。这种"文学观照下的历史"，无疑具有更加强烈的实感。
这是一部富有个性的地方断代文学史专著。它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厘清了沦陷区北京文坛的状况，论述了近百位作家(其中大多数名不见经传)，考察了文学出版物、文艺社团、文艺口号以及文艺论争等史实，将其纳入现代文学的总体画面之中，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学历史。著者视野开阔，注重横向与纵向的多方位比较，着重发掘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和作品的象征影射意义，辨析谬误，去伪存真，提出了许多言之有据的独到见解。无论从史料挖掘、还是从观点阐述上看，都具有突破性。
例如，关于周作人等人主编的沦陷区第一家"纯文艺"杂志《朔风》月刊，流行的看法是，该刊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完全是日寇侵华的文艺走狗(见《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189页)。著者则在客观追踪、分析编者情况和办刊方针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民办刊物：前期具有闲适超脱特点，后期由于日伪介入蜕变为政治说教杂志。这就纠正了流行的那种机械定性的偏颇看法，作出恰当公允的评价，令人信服，也反映出著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治学态度。 这是刊物性质判断方面的一个例子，但纵观全书，我感觉书中有关"作家作品论"的内容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1、从史料学、社会学角度，对作家作品下了一番扎实的梳理阐释功夫。例如作家袁犀，著者通过此人作品署名的变化来探寻其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从他有意借鉴鲁迅、巴金、高尔基，显示出中国新文学传统和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从他的多元倾向，发掘出其新感觉主义小说所具有的向"国策文学"挑战的意味。即使对少数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该书也不取巧因袭，而是作进一步发掘，每有新的结论。例如闻国新的长篇小说《芙蓉》，有学者认为它"揭示了沦陷区城市文明的堕落和罪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第386页)。《八年》则通过对小说成书经过、小说原始素材的深入考察，并参照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向现代演化的发展规律，提出：芙蓉的悲剧命运"形象地反映了进入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对农村及农村青年一代思想与生活道路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具有历史反思意义"。这个评论我以为更符合作品实际。此外，在有关梅娘、马骊、雷妍、黄军、程心粉、张深切、毕基初、张秀亚、吴兴华、林榕、查显琳等人的章节中，均有见人未见之论。
2、对某些作家个别取媚当局的拙劣之作不回避，对某些政治上一度误入歧途的作家的认真之作不抹杀。前者如闻国新。此人是少数留京资深作家之一，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散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特别是《芙蓉》，堪称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力作。然而，此人却作有美化日军入城式的短篇《某月记事》，《八年》对此并不回避，给予具体分析，客观地展示出此人思想和创作上的另一面。后者如通俗小说作家耿小的。沦陷初期，此人为在文坛求得自身发展，曾炮制阿附当局的拙劣口号和短篇。《八年》并未因此而一笔抹杀他的全部作品，而是对其写作情况、创作思想以及作品内容作了缜密考察，揭示出此类文人在现代文化史上的性格特征。
3、对作品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挖掘。例如，1938年4月17日，伪临时政府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尔后，许多作品仍频频出现"北平"或"故都"字样。结合作品本文对这种称谓法作分析，可以看出某些作品所具有的无视既存政权的抵制意味。再如，作为"国家"象征物的"国旗"，在沦陷时期的华北地区曾经十分混乱，到1943年2月9日，伪政权为僭越正统，调整策略，又变回原来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禁止悬用五色旗，并开始纪念"双十"节。伪政权的最终目的，是为"建立东亚共荣圈"服务。但是，某些或明或暗涉及"双十"的作品，如高深的诗《没有灵魂的人们》，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反映了作者深重的家国之恨，与伪政权的僭越正统形成强烈对照。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八年》也恰当地采用了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在高深的中篇小说《兼差》中，有一个描写"日军入城式"的段落。《八年》从小说修辞角度对其作符号学分析，从那貌似轻松的调侃、实则暗藏机锋的话语中，展示出作家高深的勇敢抗争精神，以及对亡国的悲切，对事敌者的鄙视。
颇能反映《八年》著者学风和功力的，还有专论周作人的章节。有关周作人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该书在材料上仍有新发现。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时下颇为"时髦"的淡化周作人伪政权大官僚身分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用事实说明，担任伪职后不久，周作人不但在言行上，而且在心理上、生活上都彻底官僚化、汉奸化了。那些过分强调周作人沦陷时期所谓"功绩"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该书还揭示出周作人更具悲剧意味的方面：他一直被视为汉奸文学的旗帜、沦陷区文坛的盟主，但实际上，他却一直受到从日本文学报国会官员到新进作家的抨击和冷落，基本上没有介入华北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他所作随笔散文的影响，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把沦陷时期谈思想问题的五篇文章当做其"抗日"的证据，但这些文章的真实用意却是更深层次上的媚日，为"苟且偷安"的变节行为张目，向日方奉献治安良策。由此可知，无论是从思想史角度、还是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都是教训和蕴涵最为深刻、丰富的一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后的人名索引。它把分散在全书的资料统一起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其中许多人名在各类工具书上均查不到，足见其价值。国内的学术著作，都应补上这一有益工作。
总之，由于《八年》既注意勾稽发微、抉缺补漏，在史料的发掘与考据上下功夫，又能够广征博引，不落窠臼，在论史方面新见叠出，堪称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进一步研究沦陷区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读后
李洪岩
从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以往发生的全部历史事实。但实际上，史家的研究范围总是有限的。例如，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就多少偏离于当代史家的视野之外。故尔，在研究抗日战争的专业史家圈子里，对抗战文学的研究相当贫乏，更甭说对沦陷区文学的专门考察了。当然，文学史研究是文学史家的专业范围，与专业史家的研究对象具有差异。这种学术上的分茅设橛是否合理，不去管它。我们再从文学史学来看，无疑，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但是，也依然有大量处女地有待开垦，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依旧是一个刺眼的例证。这样一来，所谓沦陷时期文学，也就多少成为了专业史家和文学史家双双不管的隔离地带。这种情况，当然需要改变。可喜的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泉先生所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一书，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
造成沦陷区文学研究贫乏的原因，这里不去探讨。笔者只想指出，在这种贫乏的研究格局中，对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又可谓是乏上加乏。直到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家的关注焦点，依然集中在所谓"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以及国统区、解放区文学诸对象上。而沦陷区文学，则被误认为与上述研究对象没有什么关联。海外一些著作虽较早涉及这一领域，但无论从史料挖掘还是从总体评估上看，均不足以揭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全貌。近年来，大陆学人也有涉及此域者，然其成果十分单薄，亦难厌人望。张泉先生的著作则是全面研究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沦陷文学"是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定文学现象，这就要求著者不能对此一特殊文学现象作单纯、孤立的学术考察，而必须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作全面的综合考察。著者也正是这样做的。该书上来便以两大章的篇幅探讨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以及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沦陷时期文学，从这种多维参照的广阔视角出发，过渡到对日本军国主义在华文化控制的分析，并与德国纳粹的文化统治相对照，再逐一考察日寇的奴化宣传措施以及对文坛的各种控制步骤。这就使读者清楚看到，日军侵华不仅是军事上的占领、经济上的掠夺，而且是文化上的奴化。文化奴化以"软刀子杀人"的"笑脸"出现，直接培育出"汉奸文学"，从而与枪炮杀人一起构成相互依赖的"双簧"。但是，著者认为，日军的文化入侵始终未获成功。沦陷时期的北京既非没有文学，也非只有汉奸文学，而是在总体上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具有明显的消极反日特征。汉奸文学为数极少，没有对沦陷区北京文学的全局产生实质性影响。该书不仅讲述了历史中的文学，而且描绘了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使人们既看到日寇铁蹄下文学的扭曲和变异，而且透过文学现象凸现出沦陷区的残酷现实。这种"文学观照下的历史"，无疑具有更加强烈的实感。
这是一部富有个性的地方断代文学史专著。它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厘清了沦陷区北京文坛的状况，论述了近百位作家(其中大多数名不见经传)，考察了文学出版物、文艺社团、文艺口号以及文艺论争等史实，将其纳入现代文学的总体画面之中，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学历史。著者视野开阔，注重横向与纵向的多方位比较，着重发掘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和作品的象征影射意义，辨析谬误，去伪存真，提出了许多言之有据的独到见解。无论从史料挖掘、还是从观点阐述上看，都具有突破性。
例如，关于周作人等人主编的沦陷区第一家"纯文艺"杂志《朔风》月刊，流行的看法是，该刊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完全是日寇侵华的文艺走狗(见《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189页)。著者则在客观追踪、分析编者情况和办刊方针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民办刊物：前期具有闲适超脱特点，后期由于日伪介入蜕变为政治说教杂志。这就纠正了流行的那种机械定性的偏颇看法，作出恰当公允的评价，令人信服，也反映出著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治学态度。 这是刊物性质判断方面的一个例子，但纵观全书，我感觉书中有关"作家作品论"的内容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1、从史料学、社会学角度，对作家作品下了一番扎实的梳理阐释功夫。例如作家袁犀，著者通过此人作品署名的变化来探寻其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从他有意借鉴鲁迅、巴金、高尔基，显示出中国新文学传统和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从他的多元倾向，发掘出其新感觉主义小说所具有的向"国策文学"挑战的意味。即使对少数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该书也不取巧因袭，而是作进一步发掘，每有新的结论。例如闻国新的长篇小说《芙蓉》，有学者认为它"揭示了沦陷区城市文明的堕落和罪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第386页)。《八年》则通过对小说成书经过、小说原始素材的深入考察，并参照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向现代演化的发展规律，提出：芙蓉的悲剧命运"形象地反映了进入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对农村及农村青年一代思想与生活道路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具有历史反思意义"。这个评论我以为更符合作品实际。此外，在有关梅娘、马骊、雷妍、黄军、程心粉、张深切、毕基初、张秀亚、吴兴华、林榕、查显琳等人的章节中，均有见人未见之论。
2、对某些作家个别取媚当局的拙劣之作不回避，对某些政治上一度误入歧途的作家的认真之作不抹杀。前者如闻国新。此人是少数留京资深作家之一，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散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特别是《芙蓉》，堪称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力作。然而，此人却作有美化日军入城式的短篇《某月记事》，《八年》对此并不回避，给予具体分析，客观地展示出此人思想和创作上的另一面。后者如通俗小说作家耿小的。沦陷初期，此人为在文坛求得自身发展，曾炮制阿附当局的拙劣口号和短篇。《八年》并未因此而一笔抹杀他的全部作品，而是对其写作情况、创作思想以及作品内容作了缜密考察，揭示出此类文人在现代文化史上的性格特征。
3、对作品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挖掘。例如，1938年4月17日，伪临时政府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尔后，许多作品仍频频出现"北平"或"故都"字样。结合作品本文对这种称谓法作分析，可以看出某些作品所具有的无视既存政权的抵制意味。再如，作为"国家"象征物的"国旗"，在沦陷时期的华北地区曾经十分混乱，到1943年2月9日，伪政权为僭越正统，调整策略，又变回原来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禁止悬用五色旗，并开始纪念"双十"节。伪政权的最终目的，是为"建立东亚共荣圈"服务。但是，某些或明或暗涉及"双十"的作品，如高深的诗《没有灵魂的人们》，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反映了作者深重的家国之恨，与伪政权的僭越正统形成强烈对照。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八年》也恰当地采用了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在高深的中篇小说《兼差》中，有一个描写"日军入城式"的段落。《八年》从小说修辞角度对其作符号学分析，从那貌似轻松的调侃、实则暗藏机锋的话语中，展示出作家高深的勇敢抗争精神，以及对亡国的悲切，对事敌者的鄙视。
颇能反映《八年》著者学风和功力的，还有专论周作人的章节。有关周作人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该书在材料上仍有新发现。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时下颇为"时髦"的淡化周作人伪政权大官僚身分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用事实说明，担任伪职后不久，周作人不但在言行上，而且在心理上、生活上都彻底官僚化、汉奸化了。那些过分强调周作人沦陷时期所谓"功绩"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该书还揭示出周作人更具悲剧意味的方面：他一直被视为汉奸文学的旗帜、沦陷区文坛的盟主，但实际上，他却一直受到从日本文学报国会官员到新进作家的抨击和冷落，基本上没有介入华北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他所作随笔散文的影响，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把沦陷时期谈思想问题的五篇文章当做其"抗日"的证据，但这些文章的真实用意却是更深层次上的媚日，为"苟且偷安"的变节行为张目，向日方奉献治安良策。由此可知，无论是从思想史角度、还是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都是教训和蕴涵最为深刻、丰富的一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后的人名索引。它把分散在全书的资料统一起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其中许多人名在各类工具书上均查不到，足见其价值。国内的学术著作，都应补上这一有益工作。
总之，由于《八年》既注意勾稽发微、抉缺补漏，在史料的发掘与考据上下功夫，又能够广征博引，不落窠臼，在论史方面新见叠出，堪称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进一步研究沦陷区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