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热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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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研究一直是个禁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淹没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很久以来被学术界所冷落， 文字材料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当事者一般也都讳莫如深，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始逐步改变。然而，新时期的宽松并不能使历史原貌完整复现：就像无情的时光一直在蚕食着当年的物质记录一样，悠悠岁月也从未终止淡漠健在者的记忆。
由北京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泉研究员所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
该书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出版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青年报》等十余家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做了报道。所见专家的书评有刘晓丽的《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文学经验——读〈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文自学》2005年3期。改写本另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7月13日第10版）、董乃斌的《文学史创新与观念变革》（《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5期）。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现上海大学学报主编董乃斌教授指出：“方法、资料和观念，是文学史研究得以进行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三者中，任何一个变革和进步，都牵连着其他二者，影响着其他二者，并且总能不同程度地推进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观念的变革对文学史研究极为重要。如张泉的现代文学史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顾名思义就知道他触及的是一个曾被遗忘、曾被有意无意排除在文学史之外的领域。华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沦陷区，遭日军铁蹄蹂躏，由汉奸伪政权统治。敌伪对这里的文化与文学不但未曾放过，而且采取多种措施，从颁布训令，召集大会，拼凑团体，出钱办刊，直到派遣日本作家来华大肆活动，以强行贯彻其‘大东亚共荣’的殖民政策。生活在威胁利诱之下的文化人和作家，处境自然格外艰难。他们既要生活，又要创作，但如要发表，就只能发表在当时当地的刊物(有的还是当局所办)上。他们中有的人还曾参与过当局主办的文化或文学活动，甚至获得过某种文学奖。因此，抗战胜利后，这些文学便被笼统地称为汉奸文学、顺民文学而入了另册，长期以来评价极低，渐至无人问津。因此，张泉的研究首先就是对习惯观念的破除和挑战，否则他根木不可能涉足此领域，也不会有埋头于早成废纸的原始材料的兴趣和毅力。具体的研究工作当然还需从材料入手。张泉系统深入地发掘华北沦陷区作家作品的资料，从大量被尘封的档案、书刊以及对尚存者的采访中寻找当年作家的行踪心迹、创作经历和作品遗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它们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是既看到汉奸文学的存在，又看到那绝非沦陷区文学的全部，至少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不是‘他们活动在伪政权的体制之内，出版物得到日人的资助，但每个人的背景身份和文艺观不尽相同’，‘在对沦陷区作家作品作价值判断时，应当发掘沦陷区文学文本的本意和深意，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直接表现爱国抗日、是否参与当局的文学活动为标准’。大量的资料证成了这样的观点，以前模糊不清、似乎不值一提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第一次清晰而丰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在民族大义上的严正，对身处困境而不甘堕落者复杂心态的把握和同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说:‘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无疑由国统区文学、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以及情况相去甚远的各个沦陷区文学构成’。此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就在于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块开始被补上，因而更为完整而充实。”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来说，“要从中发现对敌伪的不满和反抗，肯定‘一大批活跃在日本统治地区的作家矢志不渝地坚守中国立场’，并得出‘日伪当局的文化控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结论，当然首先要立足于坚实可信的实证，但若无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变革，则一切无从谈起。”
此外，在文学史书写的层面上，也值得肯定：“张泉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虽未用文学史之名，实际上却是一部体制宏大、资料丰富、论断严谨的限定型地域文学专史。”（董乃斌《有关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收入李少群、乔力主编《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9-10页。）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晓丽认为：“新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有效地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该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详细绘出了当时当地的文学图景。得出了许多阔大的结论。”“这种通过多方面的参证和实例得出的结论，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另一种经验。”这就是，“生长在特殊话语背景下的抗战时期华北文学，既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又要在妥协、退让中维护文学的尊严。当时伪政府及其推行的文艺政策一直处在绝对的强势，而文学只能妥协和顺从才能生存，但在这样逆境中扭曲挣扎发展起来的文学，大部分并没有为日本控制下的伪政府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其无关的韧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这里的文学活动常常是妥协和不合作编织在一起，既是无奈的妥协也是积极的不合作，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不同于‘规范’之路，在羁绊和挣脱同时运作下，呈现出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这种艰难时世中不甘坠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的经验，是非常时期人类尊严的一种体现。”因此，“进入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事实，就如生活在当时的写作者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一样，他们要作判断，我们研究者也要依据他们的产品做出判断，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附逆作品？哪些人在写附逆作品？附逆作品的形态如何？其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当然仅仅做出清晰判断远远不够，尤其是面对复杂多样的具体作品时，更应该关注其具体情状如何，其出场时台前幕后的环境如何，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灵等诸多问题。书中对周作人、沈启无、陈绵等人的细密分析，颇具见地。”从《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可以悟出，“‘附逆’不是一个纯政治概念，更是对人性的判决，是违乎良心人性的转变阵营。附逆作品所攀附是‘大罪大恶’，即便写作者追求了‘形式’，但缺少文学的灵魂——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存在。附逆作品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无须讳言的存在物，即使是糟粕。今天，我们对这些糟粕的审视，其实可以看到日寇统治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难堪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殖民地时期文化人心灵扭曲到了怎样一种境地。正视我们文坛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糟粕，也许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由北京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泉研究员所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
该书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出版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青年报》等十余家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做了报道。所见专家的书评有刘晓丽的《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文学经验——读〈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文自学》2005年3期。改写本另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7月13日第10版）、董乃斌的《文学史创新与观念变革》（《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5期）。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现上海大学学报主编董乃斌教授指出：“方法、资料和观念，是文学史研究得以进行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三者中，任何一个变革和进步，都牵连着其他二者，影响着其他二者，并且总能不同程度地推进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观念的变革对文学史研究极为重要。如张泉的现代文学史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顾名思义就知道他触及的是一个曾被遗忘、曾被有意无意排除在文学史之外的领域。华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沦陷区，遭日军铁蹄蹂躏，由汉奸伪政权统治。敌伪对这里的文化与文学不但未曾放过，而且采取多种措施，从颁布训令，召集大会，拼凑团体，出钱办刊，直到派遣日本作家来华大肆活动，以强行贯彻其‘大东亚共荣’的殖民政策。生活在威胁利诱之下的文化人和作家，处境自然格外艰难。他们既要生活，又要创作，但如要发表，就只能发表在当时当地的刊物(有的还是当局所办)上。他们中有的人还曾参与过当局主办的文化或文学活动，甚至获得过某种文学奖。因此，抗战胜利后，这些文学便被笼统地称为汉奸文学、顺民文学而入了另册，长期以来评价极低，渐至无人问津。因此，张泉的研究首先就是对习惯观念的破除和挑战，否则他根木不可能涉足此领域，也不会有埋头于早成废纸的原始材料的兴趣和毅力。具体的研究工作当然还需从材料入手。张泉系统深入地发掘华北沦陷区作家作品的资料，从大量被尘封的档案、书刊以及对尚存者的采访中寻找当年作家的行踪心迹、创作经历和作品遗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它们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是既看到汉奸文学的存在，又看到那绝非沦陷区文学的全部，至少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不是‘他们活动在伪政权的体制之内，出版物得到日人的资助，但每个人的背景身份和文艺观不尽相同’，‘在对沦陷区作家作品作价值判断时，应当发掘沦陷区文学文本的本意和深意，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直接表现爱国抗日、是否参与当局的文学活动为标准’。大量的资料证成了这样的观点，以前模糊不清、似乎不值一提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第一次清晰而丰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在民族大义上的严正，对身处困境而不甘堕落者复杂心态的把握和同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说:‘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无疑由国统区文学、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以及情况相去甚远的各个沦陷区文学构成’。此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就在于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块开始被补上，因而更为完整而充实。”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来说，“要从中发现对敌伪的不满和反抗，肯定‘一大批活跃在日本统治地区的作家矢志不渝地坚守中国立场’，并得出‘日伪当局的文化控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结论，当然首先要立足于坚实可信的实证，但若无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变革，则一切无从谈起。”
此外，在文学史书写的层面上，也值得肯定：“张泉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虽未用文学史之名，实际上却是一部体制宏大、资料丰富、论断严谨的限定型地域文学专史。”（董乃斌《有关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收入李少群、乔力主编《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9-10页。）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晓丽认为：“新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有效地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该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详细绘出了当时当地的文学图景。得出了许多阔大的结论。”“这种通过多方面的参证和实例得出的结论，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另一种经验。”这就是，“生长在特殊话语背景下的抗战时期华北文学，既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又要在妥协、退让中维护文学的尊严。当时伪政府及其推行的文艺政策一直处在绝对的强势，而文学只能妥协和顺从才能生存，但在这样逆境中扭曲挣扎发展起来的文学，大部分并没有为日本控制下的伪政府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其无关的韧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这里的文学活动常常是妥协和不合作编织在一起，既是无奈的妥协也是积极的不合作，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不同于‘规范’之路，在羁绊和挣脱同时运作下，呈现出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这种艰难时世中不甘坠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的经验，是非常时期人类尊严的一种体现。”因此，“进入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事实，就如生活在当时的写作者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一样，他们要作判断，我们研究者也要依据他们的产品做出判断，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附逆作品？哪些人在写附逆作品？附逆作品的形态如何？其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当然仅仅做出清晰判断远远不够，尤其是面对复杂多样的具体作品时，更应该关注其具体情状如何，其出场时台前幕后的环境如何，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灵等诸多问题。书中对周作人、沈启无、陈绵等人的细密分析，颇具见地。”从《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可以悟出，“‘附逆’不是一个纯政治概念，更是对人性的判决，是违乎良心人性的转变阵营。附逆作品所攀附是‘大罪大恶’，即便写作者追求了‘形式’，但缺少文学的灵魂——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存在。附逆作品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无须讳言的存在物，即使是糟粕。今天，我们对这些糟粕的审视，其实可以看到日寇统治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难堪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殖民地时期文化人心灵扭曲到了怎样一种境地。正视我们文坛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糟粕，也许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