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所举办第30期文化论坛：“古希腊的美学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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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2025年4月30日下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举办第30期文化论坛，论坛围绕古希腊的美学和生活为主题展开。本次文化论坛采用读书会形式，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担任学术评议人，文化所王淑娇副研究员、张洪亮副研究员和晏晨副研究员分别就各自感兴趣的相关学术议题进行报告，文化所副所长黄仲山研究员主持会议。
王淑娇以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为主题，首先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向两个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友好与亲密关系，尤其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城邦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为其典型形式；其次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柏拉图的“欲爱”之间的理论传承进行梳理，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最佳形式的友爱定义为对德性和善的追求，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柏拉图在讨论“欲爱”时的“爱智”框架；最后对亚里士多德“友爱”的原因、类型、特征及性质等做了分析。李涛认为报告对亚里士多德的爱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阐释，他结合自身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经历认为相较于“友爱”，新译本的“爱”更能体现出亚里士多德那种反映爱人相互之间的情感和联系，可被视为二阶潜能，是一种新秉有，爱是以希求对方获得善为出发点，在双方间建立起相互回报的善意的纽带；由于城邦生活在公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城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爱可被视为较高层次的爱或构成爱的核心模式。总体而言希腊的情感或爱体现为欲求能力，比如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的本能，体现为对理性的欲求。
张洪亮以“风暴中的善：努斯鲍姆对悲剧《赫卡柏》的解读”为题报告，指出努斯鲍姆对古希腊欧里庇得斯悲剧《赫卡柏》中的两个问题入手解读了赫卡柏的复仇行为，一是波吕莫斯托尔的背叛预示着一种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友爱”为基础的承诺的崩坏，二是努斯鲍姆由此思考当一个人遭遇极端的运气恶劣，命运不公的时候，善是否还有任何稳定的基础？张洪亮进而提出假设：古希腊悲剧内在蕴含了城邦生活公共性的维度，英雄个人的善的脆弱性，也暗示着城邦伦理的脆弱性命运。
晏晨以“古希腊悲剧与美学”为题从古希腊悲剧的起源、形式和内容、意义等问题入手进行了梳理。古希腊悲剧起源于春日庆祭仪式，经僭主庇西特拉斯定狄奥尼索斯教为国教、用英雄传奇替代庆典才真正促进了希腊戏剧勃兴。希腊戏剧的兴盛以城邦时代为背景，政治性构成悲剧的重要语境，但悲剧作为一种城邦公民共同观看的艺术形式有着源于政治又超越政治的诉求，它能激起城邦公民对政治体制、个人命运和社会公正等问题的反思。接着结合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和尼采《悲剧的诞生》等涉及古希腊悲剧的理论文本分析悲剧作为公民教育途径、艺术形式和形而上学的具体内涵，认为不同时代对悲剧的讨论也体现了时代的需求和语境，最后从命运和狄刻的角度分析古希腊悲剧的讨论在当下的意义。
李涛肯定了两位报告人对悲剧的理解和把握，他认为需要区分命运和机会（运气），命运由人格力量主导，而运气则体现了人在逆境中的美德和品格。考察古希腊悲剧，需要放置于城邦时代神的淡出与人的理性发扬的基本背景之下，此时经历了从神走向努斯即神论向理性的关键转折，或者可说是逻各斯、理性与神同在的时代。以宙斯为代表的自然神体现了变幻多端、不可揣度的自然力量，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则体现了人类理性力量，事实上希腊的体育、艺术、伦理及哲学教育大多以引导人的欲求、情感服从理性为目标，这既有服务战争的现实考量，更有在制度设计中如何让公民渡过闲暇、构建更好的城邦生活的考量。在希腊古典时代群星灿烂、理性崛起的背景下，只有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对读中才能比较好地把握二者的同与异以及更深地理解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
自由讨论环节，黄仲山、陈镭、张凯、王林生分别就近代激情理论、古典学研究路径、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以及情绪价值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提问，李涛一一予以细致解答。此次读书会围绕古希腊美学与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与交流，进一步巩固了理论基础、拓展了视野，有利于持续推进科研工作，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