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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发展：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纪文化研究所（文学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

时间： 2013-11-19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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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发展：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庆祝文化研究所（文学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

李建盛

我们的文学研究所，我们的文化研究所，在35年的历程中处于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转型之中。每一代学者的心中，每一个学者的心中，都深怀着学者的梦想，学术的梦想，社会科学的梦想，人生追求的梦想，理想实现的梦想。从文艺理论研究室到文学研究所，从文学研究所到文化研究所，已走过35年的岁月，从自然生长年龄来说可谓正值而立之年，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来说，却真正是铭刻着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

如今，我们仍然追求文学之梦、文化之梦、社科之梦，中国社会发展和前行之梦。回望走过的35年，无疑是一次回望和追溯的心忆，一份收获和感谢的喜悦，更是一种转型和发展的期盼。回忆就回忆了，回忆是深情的回望和难忘的记取。回忆就回忆了，回忆是美好的诗和难忘的歌。回忆就回忆了，回忆是心灵的感应和精神的传承。回忆就回忆了，回忆是未来的想象和远方的前行。

一、从文艺理论研究室到文学研究所：追求一曲文情与诗意的旋律

在此，我只好向老同志说声深深的抱歉，这里的回忆和记取，免不了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叙事。我1997年来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有一位老同志说如今的文学研究所是“红烧鲤鱼中断”，其意是在感叹文学研究已不像当年那么热闹和红火了，研究人员大幅度减少，文学的研究正在转型，他们或她们常常回忆和诉说着文学研究所曾经的人丁兴旺和文学研究的高涨热情。

谁能不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文学情怀？谁又能不想起那时的文学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和心灵情感的慰藉和追求？谁又能不想起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是一种何其高雅与何其幸福的事情？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之际，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文艺理论研究室成立了，她便是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最早成立的四个研究部门之一，由此也开启了文学研究所的行程，开始聚集和凝聚文学研究所的力量。建立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研究人员主要为来自市委宣传部及相关机构的学者型干部，他们或她们在转型，转向文学的思考，转向文学的研究，随后许多深爱文学，追求文情与诗意、探索学理与精神的人们来到了文学研究所。

我们能够想见他们或她们的热情与激情，他们或她们的梦想与追求。我们更能够看到这种梦想和追求中的丰硕成果和深刻思考。在1978年到1986年的八年起步与发展中，文艺理论研究室主要设置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两个研究方向的课题组以及一个为本研究室服务的资料室。组成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的成员主要为：自市委宣传部及相关机构调入的学者型干部，自北京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转入的教师，以及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为考试招聘的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他们或她们是：田丁、王主玉、马玉田、高起祥、汤浩、张惠仁、吕晴飞、李知文、韩文敏、高长印、马尚瑞、俞长江、钱光培、甘海岚、张丽妔、吕智敏、曾保泉、张泉、孟固、王光、王文莹、许树森、金汕、祁桂荣、吕恢文、李明春、赵亚迅。田丁同志担任研究室主任，王主玉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是一个热情、团结、和谐而积极的群体，共同探讨文学问题，共同研究文艺思潮，共同编写文艺评论集、文艺年鉴、研究资料目录汇编以及地域文学研究等。《作家作品研究》、《北京文艺年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成果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涵盖了文艺理论研究、美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等。他们或她们更是求索、上进、创新的研究者，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丰富而多样，既有研究论文，也有论著。其中论著包括《大观园》（顾平旦、曾保泉编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向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艺术典型新议》（田丁、王主玉、马玉田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文学理论荟要》（候健、吕智敏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古代田家诗田园诗鉴赏》（吕智敏、侯健编撰，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等等。

1986年1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升格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文艺理论研究室更名为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整体上进一步完善，各类研究皆呈现出学科化倾向与学科化追求，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日益扩大。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硕士研究生中招聘研究人员，由年轻的硕士研究生组成的第二代科研人员有：蒋京宁、张东明、陈汉萍、高音；1997年1月和1998年7月李建盛博士和王柏华博士被引进文学研究所，由此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学历结构中发生重要变化。

伴随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进程和发展，也伴随着文学研究所的壮大和发展，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就和丰硕成果。它们主要有：《现代诗人朱缃研究》（钱光培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臧克家评传》（张惠仁著，能源出版社，1987）、《新诗用韵手册》（吕晴飞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张惠仁著，延边大学出版，1988）、《新时期文学十年》（吕晴飞主编，学苑出版社，1988）、《中国足球之谜》（金汕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老舍年谱》（甘海岚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现代作家骆宾基》（韩文敏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水经注〉选注》（谭家健、李知文注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泪洒汉城——奥运反思录》（金汕、野夫著，东方出版社，1989）、《传神与会意——从中国画看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和自然中的自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中国十四行诗选》（钱光培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诗源·诗美·诗法探幽——〈原诗〉评释》（吕智敏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审美修辞原理》（于天合、俞长江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新中国40年（1949—1989）文艺理论研究资料目录大全》（高长印主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纂，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 ）（集体项目）、《白话诸子精华》（俞长江、吕彤等编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昆虫记》（王光选译，作家出版社，1992）、《曹雪芹与北京》（曾保泉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曾氏为小有名气的曹雪芹研究专家）、《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白公、金汕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吕智敏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遐思苦耕录》（俞长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民族学》（王光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京味文学散论》（甘海岚、张丽妔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李清照诗词评注》（吕智敏、侯健撰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等等。同时，文学研究所主编大型工具书和其他书稿《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中国青年女作家评传》、《红楼梦大辞典》、《文艺学新概念辞典》等多部，此外，还创作了一批散文、小说、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基本按照一级学科的研究方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同时，所里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一定的转型，即由原来的“大文学”学科的研究转向北京地域文学的研究，《文学地域文学研究丛书》便是其重要成果体现。这一时期本所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我们看到，文学研究所不仅成果丰硕，而且优秀，它们不仅是热情与执著的结晶，更是探索和思考的升华。更是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其中《艺术典型新议》（田丁等著）、《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等著）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现代诗人朱湘研究》（钱光培著）、《诗源、诗美、诗法探幽》（吕智敏著）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老舍与北京文化》（甘海岚著）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著）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文学研究所与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寻找一首文学与文化的交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研究所开始重视文艺理论、北京地域文学和首都文化发展的多向研究，对首都文化和首都文化产业发展展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北京地域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对文化产业和首都文化发展的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996年冬，文学研究所所长吕志敏女士约我到文学所，既商议我调入文学研究所之事，也讨论到我到所里后的研究方向事情，同时钱光培先生更谈了文化产业研究的问题。1997年1月我正式成为文学研究所的一员，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在此从事科研工作17年矣，很快便由而立之年进入知天命之年了。到这里之后，我意识到文学研究所开始了一种重要的转型发展。本所的文学研究仍然进行，仍在发展，仍在深入，文化产业研究蓬勃开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适应首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要求，199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1997年北京市机构编制办公室批准成立北京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中心，挂靠文学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亲任研究中心主任，钱光培等资深研究人员任副主任。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调入文学研究所时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了我新的同事们，文学研究所的老师们，他们或她们的笑容，他们或她们的亲切，乃至于他们或她们对我的期望。我记得那天聊的很多，也聊的很久，就在现在文化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几瓶小二锅头，那种热情就像二锅头的浓度，至今不能不让人回忆。吕志敏所长、甘海岚、王凤海副所长，俞长江、高长印、钱光培、张丽妔、金汕、张泉、孟固、王光、赵亚迅等老师以及年轻的高音，或从事文学研究，或从事文化研究，或两者兼具。而金汕先生则较为独特，他不仅从事写作，而且从事体育研究，也研究文化问题，我记得他常自嘲说“不务正业”，也许是借用他人所说，也许相对于文学所的文学研究来说，确乎有点不务正业。可现在看来，他所涉猎的都可以说是文化。而说起文化，其范围可大可小，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

不仅仅文学，文化也总是在传承中发展的，在发展中创新的，文化也总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的，无论是文化的形态，还是文化的功能，都总会有所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化不仅扩大了它的范围和领域，而且也进入被生产和被消费的过程中。文化产业成为了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势所必然，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便恰逢其时。根据高起祥先生《北京文化产业的回顾与前瞻》的记述，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陆续开展了六件工作：一是开展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二是参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首都文化发展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许多重要文件都是集体讨论，由“中心”的专家执笔完成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率先在全国把“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省市一级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三是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届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四是为北京市一部分区县和外省市承担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任务；五是主办“中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兴衰互动及文化遗存价值判断研讨会”；六是发起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与创新的大讨论。

看问题的方式总是决定着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反之，理解问题的方式同样也规定人们观看问题的方式。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学科和研究中增加了某种成分和因素，更意味着问题意识的一种转变，学科建设的一种增长点的出现，研究视野的一种扩大。文学研究所不再局限于文学、甚至所谓纯文学的研究，而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响中生长、增长和扩大。在高起祥院长的领导下，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钱光培先生以高度的热情和实干精神投身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之中。在我的记忆之中，吕志敏、高长印、孟固、赵亚迅、高音等等都是这个集体中的成员，他们或她们在研究文学的同时，关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研究。在这种浓郁的氛围感染下，到所里后，我便撰写和发表了《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发展战略》一文，可以看作是我关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开始。在短短的几年中，文学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大量成果，引起了文化研究者的较大关注，并产生了积极良好的学术影响。集成性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北京文化产业研究》（1999）和《北京文化产业研究（二编）》（2003）中。其中《发展文化产业与北京产业结构调整抉择》（钱光培、高起祥）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钱光培）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甘海岚等主编《京味文学散论》（专著）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光的译著《昆虫记》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继续从事首都文化、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与文艺理论、北京地域文学的研究。沈望舒先生调入文学研究所，并任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以对文化产业的丰富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的敏锐把握以及文化发展的深入思考，成为文学研究所和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强劲力量，成果丰硕，学界声起。从2004年起，沈望舒承担起《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04-2007）的编纂工作。张泉所长在深化他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和北京地域文化研究的同时，参与主持《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04-2010）编纂工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张泉研究员主持并出版了《北京改革开放30年研究·文化卷》，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李建盛研究员主持了院重大课题“当代北京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成果在丰富、在深化、在提升，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其中《话语转型与价值重构——世纪之交的北京文学》（吕智敏主编）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李建盛）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李建盛）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艺术科学真理》（李建盛）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映成趣，共同发展，协调推进，基本形成了文化理论与首都文化发展研究、文艺理论与北京地域文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方向。

三、从文学研究所到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探测一种转型发展的变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头十年逐渐形成的文化理论与首都文化发展研究、文艺理论与北京地域文学研究两大基本研究方向，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实，从大文化概念来看，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呢？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三大文化结构之中，文学艺术当属精神文化，由此，文化研究便毫无疑问地包含文学艺术的研究。

记得是2010年春节过后，院领导要求所长对各研究所的情况和发展方向进行汇报，我向院领导简略陈述了文学研究的情况，重点概述了我们所的基本研究格局和方向，并提出了把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研究所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但事后并没有急于着手研究所更名的问题。毕竟，文学研究所从文艺理论研究室发展到文学研究所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史。也许这不仅仅是个名称的问题，而是凝聚了曾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从事研究的所有科研人员的足迹和情感。大概是到了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谭维克院长对我说，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研究所的问题，你再想想，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

2010年10月27-28日，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一个学科建设研讨会。除文学所在岗研究人员外，特别邀请所里退休的老同志参加此次会议。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济济一堂，大家在愉快亲切的气氛中畅所欲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文学所的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退休老同志韩文敏、吕智敏、甘海岚、钱光培、马尚瑞、俞长江、张丽妔、金汕、高长印等怀着欣喜的心情发表了各自的感受和看法。他们充分肯定了文学所目前的发展面貌，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科研人员的朝气和活力给予了热情的称赞。退休老同志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对文学研究所文学和文化并重的学科建设方向表示赞赏和支持，同时对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提出殷切希望，勉励他们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文学所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成绩。文学研究所在岗的科研人员沈望舒、傅秋爽、陈玲玲、季剑青、刘瑾、许苗苗、杨震等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的心得体会，就文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各抒己见。科研人员一致认为，在当前北京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理论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引入跨文化的视角，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当前北京文化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北京文学艺术研究、文化理论研究和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多方面发展。

随后，我向院里递交了两个申请报告：《关于文学研究所更为文化研究所的申请报告》和《关于成立首都网络文化研究中心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很快就得到了院领导的批准。2011年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同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研究所，并保留“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牌子”。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更名的函》明确了文化研究所的职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开展文化理论、北京文化发展战略、首都文化软实力、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城市文化和文化创新等方面等的研究；开展文艺理论、北京地域文学和当代都市文学、北京影视戏剧和视觉艺术等方面的研究。”至此，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文学研究所正式更名为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所（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设立“文化研究”和“文艺研究”两个研究方向。“文化研究”主要从事“文化理论与首都文化”研究；“文艺研究”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北京文学艺术”研究。在重视基础学科研究和加强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应用对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文化理论、城市文化、文化规划、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以不断增强本所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社会、服务首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能力。目前，挂靠本所的研究中心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网络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所正处于发展之中，一方面延续和保持着原有的基础学科的研究，高音副研究员仍然继续着她的戏剧和舞台研究，陈玲玲博士仍然执著于她的比较文学，傅秋爽研究员仍然喜欢钻研北京古代文学与文化，季剑青博士依然钟情于他的民国文学与文化，杨震博士总是擅长于他的哲学美学和诗意生活，同时，他们或她们都在拓展，也在深化。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沈望舒研究员作为文化产业研究专家无时不在发挥他强劲的作用，李建盛博士继续美学艺术理论与文化研究并重拓展，许苗苗博士从网络文学拓展到网络文化和都市文化，刘瑾的研究从游戏产业拓宽到新媒体，陈红玉博士的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研究视野开阔。近年来，文化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在转型，学术研究在增长，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提高。王光等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要》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除本所主持和主编的常规性年度发展报告《北京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外，近年出版了《北京文化60年（1949-20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研究》、《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惠民工程研究》、《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文化学者的内观外视》、《危机文化与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大都市小空间——写字楼阶层的诞生与新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政策研究》、《文化名家领军工程研究》等等，同时主持和参与省市级、相关部委和地方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规划会研究，一些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获得省市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采纳。这是一种转型，同时也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深化。

逐渐地，一些新的年轻的学者们加入我们所的研究队伍，他们或她们带着朝气，带着学术的梦想和人生的追求，除上面已提到的研究人员外，陆续走来了更年轻的学子：关注文化资本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陈镭博士、关注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的王林生博士、关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黄仲山博士、关注首都文化软实力的晏晨博士……

我已经说过，这只能是一次挂一漏万的叙事。这是一个有待完善的叙事，更是一个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叙事，这个叙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故而，我只能说，回忆就回忆了，回忆是一杯醇美的酒，让我们为过去、现在、未来干杯吧。

（这篇文字得益于我对这个所的热爱和感情，得益于与老同志的交流，更得益于王光先生的记述，在此对他们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