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所举办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跨越转型陷阱，共建和谐社会

    2012年5月30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管理所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跨越转型期“阵痛”的社会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会议由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法学所、综治所、城市所、经济所、文化所、社会学所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和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本次活动主持人陆小成博士先分别介绍主讲嘉宾，并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转型陷阱”为引子提出本次研讨主题。孙教授所提出的“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种“转型陷阱”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作为有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社科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如何提出更加有效、和谐的解决方案和学术观点，如何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困境，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共建和谐社会？

    管理所所长施昌奎研究员从“怎么看待中国的基尼系数”的视角对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居民收入虽普遍提高，但基尼系数已超过0.5，财富两级分化严重。不可否认近年来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确有提高，但谁都不会否认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个事实。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成果均表明，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最后提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第一，从社会学视角看，基尼系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怎样的？反向关系是怎样的？中国基尼系数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联合国的标准0.4）？第二，从经济学视角看，基尼系数与竞争环境（发展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效率如何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

    城市所赵继敏博士认为，我国经济上有从计划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在社会管理上从管理向治理转型；政治上民主化进程也在推进。从城市科学来看，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度超过50%，进入了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但城市迅速膨胀，空间开发的无序也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生活环境、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诱发社会问题，城市空间开发面临转型。赵博士认为，解决社会转型“阵痛”的有三点比较重要：首先是推动城市化的全面发展。因倡导“健康城市化”、“新型城市化”，主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路径。其次是在城市内部，合理规划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居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资源。第三是要减少人为限制资源要素的流动，打破空间垄断。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促进土地合理流转，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综治所杨锦炎博士认为“转型陷阱”的研究指出了当前我国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聚改革动力，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难题。杨博士认为，继续深入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和权力运行的透明化是破解这种困局的首选，并稳步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的今天，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法治应该是最容易达成的改革共识。因此，推动法治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依法规范权力的运行、规范市场的运作和人们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纳入规则之治，在法律的框架下良性运行。而公开透明化的改革，有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下产生的种种暗箱操作，有利于民众对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运行。

    法学所张苏博士认为，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还没有真正到来，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认为是在2019年（请见陈志武的《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但社会转型的“阵痛”不管是到来了，还是没有到来，都需要重视技术创新、产学研互动和社会组织的培育等。跨越社会转型期“阵痛”需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美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依靠创新型产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处理好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其中，科研机构和大学助推了产业技术和产品高科技含量的提升，加强社会服务，特别是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发展转型与跨越也是重要特征。

    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会有相对应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归根到底需要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想深入彻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培育真正具有自由平等价值观的精英分子，并不断扩大形成精英阶层；二是精英阶层要不断教育和唤醒民众；三是要有精英中的精英或者说是“精神领袖”之类的人物来强力推行社会转型和改革。

    文化所陈红玉博士认为，在跨越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难题包括创新、生态、环境、可持续、平衡发展、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这些问题导致当前创意产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突出的表现是“混乱”，在我国，文化与创意相关的新型产业，也同样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志在必得的一杯羹，也正在按照当前利益格局进行资源配置。创意产业要突破这一瓶颈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在的社会整合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讲，跨越转型时期创意产业的“阵痛”来自管理和体制，相关利益者个体不可能在既定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这一“阵痛”必然不是短期的，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中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创意产业在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一个以创意和效率为中心的城市或者社会管理系统必然逐渐成型。

    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对大家的精彩发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中央关注的主题前期发生过几次的变化，如由“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今天的“文化发展”，可以发现上层讨论和关注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孙立平教授在“转型陷阱”中提出要公平公正，关键是应该取得共识。戴建中研究员认为，获得共识不敢指望，但加强顶层设计确实非常重要，跨越“转型陷阱”更多的需要底层对精英的互动。

    最后，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个人看法。认为破解“转型陷阱”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探索，即两种对立矛盾体进行思考，包括政府与市场、“上”与“下”、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官与民、公与私等，从根本上考察，实际反映这两种维度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如何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寻求更加和谐、委婉、持续、稳定的解决方式、路径和机制尤为重要，我们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命题，并将维稳作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在非常时期的首要工作和核心任务，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的这种警惕思维。由此，“转型陷阱”问题存在的根本在于当前并没有形成有效调和这两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安排，相反可能在较长时期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异”、固化和定型化，很可能危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尽管我们在党的宗旨上、国家宪法层面强调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没有好的机制和制度来协调和保障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会产生这种“转型陷阱”。

    陆博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也需要从以上两种维度来寻找，从“上”、“强”等的角度，应该思考特定利益集团的“让利”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并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和危机，适度地“吐出”某些利益甚至于“退居”有利于自我保护和自身利益的持续、健康、安全发展，过度垄断和过分集中社会资源，国家应从制度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从“下”和“弱”的角度，应该加强民众的知识教育，加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社会等的培育，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公民个人应借助“扩招”机会多读书，提高民众知识素养，减少“愚民”，增进社会共识和权利意识，提高民主地位和经济地位，共建和谐社会，这是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命运、壮大自我、提升地位的关键路径。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从中午1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与会者兴趣盎然，讨论激烈，收获颇多，意犹未尽。特别是戴建中研究员从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如何做好学术研究的视角，鼓励大家多实践，多读书，多讨论，建议我们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争取支持，创新模式，走出院子，走入田野，加强交流，扩大影响，为提高本院青年学术水平、学术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夯实基础。

撰稿人：陆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