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人为何物，只教人苦苦求索

杜丽燕新著《人性的曙光》和《爱的福音》述评

（选自原作）：

    罗素曾经提出一个著名悖论，用形象的语言可以这样表述：有一位理发师声称，他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个话使这位理发师遇上麻烦，他是否给自己理发呢？如果他给自己理发，就违背了他的声明。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就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编者按：这也就是理性和信仰即上帝之间的困境：理性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p6《人性的曙光》

    从希腊开始，人道主义就产生于对神的信仰和虔诚。没有对神的虔诚与信仰，教化人就没有依据和标准。人道主义与信仰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无论是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还是希腊的城邦人道主义，都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道主义与对神的信仰并不是对立的，确切的说，人道主义恰恰存在于对神的信仰之中。从希腊到中世纪，人道主义的历史表明，只有在对神或上帝的信仰中，才谈得上对人的教化，才有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所谓神道与人道的对立，也不是人类中心说。P9《人性的曙光》

    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宗教也好，自然主义也好，理性主义也好，无论主张什么，无论说法有多大的差异，骨子里都是把人作为自然的立法者。即使是近年来被炒作到极点的生态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强调生态平衡，仿佛是一视同仁的强调了所有生命的自然权力，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空间问题。P11《人性的曙光》

    人道主义确实不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或是一种信仰，而是由这些思想、学说、信仰甚至社会制度以及文明促成的对人的教化理念和教化方式。p15《人性的曙光》

    人之为人，不仅仅是活着，不仅仅是饮食儿女，也不仅仅是在于认识大千世界，或者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这些固然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却不是人的根本。对人来说，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圣洁的活着。圣洁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人有信仰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人有信仰的活着就是生活在圣爱和博爱之中。P388《人性的曙光》

    最极端的看法当属纳粹德国，当时对人常有这样的看法：“人的身体含有的脂肪足以制造7块肥皂，人的身体含有的铁足以打制1根中号钉子，含有的磷足以制成2000个火柴头，含有的硫磺足以除掉自己身上的跳蚤。”p400《爱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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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燕其人的评价：

钟少华：（北师大）  贵族气息和真正的哲学家

    杜丽燕著《人性的曙光》和《爱的福音》两大本书放到了笔者案头，还是出乎自己的估计，因为一个学者用6年时光写成这110万字的专著，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实在太凸显她的精神贵族气质了！谁又能够用什么“年写作硬指标”来卡住呢？

    北师大启功老爷子生前与杜丽燕在2004年有3次短暂的交谈，谈得很愉快，主题是灵魂问题，老爷子十分欣赏她的思想见解，曾几次明确对笔者说：“杜丽燕是真正哲学家。”笔者理解，老爷子话中既有肯定，也有希望。21世纪初始的中国人也会象20世纪初始的中国人一样大有作为。　

杜丽燕新著的评价：

一、总体评价：

    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此书通过切切实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加宽和加深了我们对西方人道主义的理解。它不再只是对于个人价值与潜能开发的强调，而更是一种对于人在这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规定，不管是从世俗的、哲理的（“人是万物尺度”的），还是从神的角度来规定，它都会将人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存在者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置于它们的最高点上。因此，人道主义盛行的美国也可以有基督教价值的某种回归，基督教团体在美国建国时期的社团体验也完全可以被用来丰富现代个人主义化的人道主义实践。所谓“政教分离”只是形式上的，“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所批评的“人神同形同性论”也是很难从根子上完全避免的。因此，西方人道主义并不因为沾了“神”气就一定会异化成神道主义，而是可以变得更宏大却还是这个人道主义。

    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启伟：我很欣赏两书作者对人道主义思想做穷本溯源、旁搜远绍的探讨和研究和博大恢弘历史写法。整套书起自远古希腊，迄于晚近欧美，可谓亘诸古今的历史长篇。其材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立意之崇高，见解之新异，论说之深透，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堪称独步，即在国际学术界，就我所见，同此课题的研究中，似亦罕有如此的巨著力作

    钟少华：（北师大教授）：她笔下的西方哲学家怎么没有象笔者已经习惯的其他中文哲学书籍那样，总是全身先被包上光晕，仅显露那些固定家庭出身、阶级立场就可定性的八股文，无形中把学者变成了符号。杜书中则是直接对他们的关键见解给出描述。于是，“人性”的所来所由，何所来何所由，以及何所去何所变，就渐渐清晰起来。最令人钦佩的是，在描述西方历史上某些哲学家的“人性观念”和其中的区别后，笔者就看见书中有：“笔者认为，……”这样的话，一下子把读者从远古希腊时代拉回现实中，并且立即产生两种感觉：一来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古代思想者们的精彩理念；二来是作者如此坦然地与历史上公认的哲学家们平等地对谈，并非在吹嘘自己，而是以学术内涵作为聚焦点，仿佛在互相交流意见，也欢迎读者随时参加进来讨论。仅是作者这一份自尊自重，以及对历史上思想者们的尊重，实在让笔者感触万千。

    我曾经就“人文”、“人道”、“人本”这三个中文词的来龙去脉做过考证，以及介绍它们的内在思想特质在中文里的嬗变。从中发现一些前辈们遣词用句相当主观与模糊，给读者平添许多阅读上的麻烦。而读杜丽燕新书则似乎在感觉上相反，对于几千年前智者们的思想言论，对于历史上各种哲学流派观念，对于一般人认为象牙塔里的抽象词语，杜丽燕在书中全都做到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并以一种现代人的思想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让人读了一段还想再读下一段，把以前给弄模糊的概念（包括西方人自己也有混乱的概念）顺理成章，读后让人放心认可。

    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我的导师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严中平先生，曾经对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他说，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三新指的是，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提出新的材料，对前人已经提出的旧观点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严先生所说的新，就是创新，杜丽燕的大作可以说是一部创新之作。

    另外，杜丽燕的大著与大部分社会科学类著作不同，书中不仅文字美丽，而且对一些哲学原理，作者常常用小故事的形式，进行生动地描述，使读者很容易理解，引起阅读兴趣。

二、材料方面：

    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它占有的资料相当丰富地道，所以能从对我而言是很新的角度来论述主旨。比如，在它的第一部分讲“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渊源”时，居然花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讨论“琐罗［亚］斯德教”，说它是“基督教的非犹太教来源”。这一部分中包含的不少信息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来讲都是闻所未闻的。不仅“琐罗斯德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启宗教”（43页），而且它与基督教居然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还影响到古希腊的哲学。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新的“精神起点”，不少思想史与信仰历史中的现象就获得了更完整的说明。

    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大作挖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例如，琐罗斯德教经典文献以及相关方面的权威性研究，这些在国内是很少见的。琐罗斯德教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的重要来源被提出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一个来源，而且在于证明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诞生，不仅仅是犹太教母体上嫁接希腊文明所致，而是整个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凝缩。从而凸显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西方古代文明的结晶。从而说明他何以历经二千多所而不衰。爱的福音让人们领略到西方人之为西方人的根子何在。

    作者明显阅读了大量的西文资料，这对于研究西文文化十分重要。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就是外文水平。在这方面，作者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作者认真地阅读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书后征引书目，西文书籍达130多部，中文著作有200余种，可见阅读量之大。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读书的意思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读书越多，视野越开阔。不读书写不出好东西来。值得提出的是，作者为了写好希腊人道主义部分，特地到北京大学，学习少有人涉足的希腊文，这一功夫在行文中有所体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一些希腊文概念的词源学考据，某些重要概念的原始涵义跃然纸上。

三、观点方面：

    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在流行的看法或传闻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正是在中世纪之后，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而出现或被“复兴”的。于是，人道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从神到人、从天国到人世、从西方主要宗教的绝对信仰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运动。可是，杜丽燕这本近60万字的大作却言之凿凿地论证了“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看过此书之后，我不能说同意它的所有观点（有些商讨见后面），但还是被说服去赞同它的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基督教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西方的人道主义。它令人比较信服地论证了，“人”与“神”在西方文明和思想中的争斗是以某种更深的共同根源、共同特点为前提的。这也就意味着，中世纪并没有完全背叛古希腊，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方化过程也没有完全脱开中世纪。“去魅”正是以“在魅之中”为前提的。

    此外，此书又讨论了发端于亚历山大远征的希腊化，分析它如何为基督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由此而论证为何可以说“基督教浸透着希腊哲学精神”（105页）。这也是对于以前所熟悉的那种“［希腊］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尖锐冲突”的图象的修正。我能设想一些搞基督教历史的人要来争论一番，我同时相信这种可能的争论对于双方都会有益，因为此书作者对自己的观点给出了明确的论述，列出了六个“相遇点”，尽可供人们做有的放矢的讨论。

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启伟：

    新颖之一：人道主义不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教化理念和教化方式

    作为一名读者，我读了这两本书后的第一感觉是眼界大大开阔了。作者告诉我们，不要狭隘地把人道主义理解为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或者一种信仰”。人道主义乃是“由这些思想、学说信仰甚至社会制度以及文明促成的对人的教化理念和教化方式。”对人道主义的这个界定，打破了至今仍然流行的传统观念的框框。我们以往的确是把人道主义仅仅作为哲学史上的一种学说或者思潮来讲的，而且其内容也是完全限定了的，那就是近代：人道主义是兴起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历经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而充实、发扬、持续下来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潮，以往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我们过去囿于对人道主义的这个理解或曰“思维定势”，并以此为准衡，判定历史上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中人道主义的含量和有无。例如，中世纪基督教的神道主义文化就作为人道主义的当然对立物，而被弃置于人道主义思想的维度之外。甚至如古希腊时代的神话、寓言、史诗、悲剧和喜剧等等的文学宝藏，被视为无哲学命题式的要言妙道，于是也不会被纳入人道主义史的视野之内。本书作者提出，人道主义是对人的“教化理念和教化方式”，使我们摆脱了这种传统观念的窠臼。所谓“教化”，我觉得就是浸润于、蕴涵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内在精神。人道主义作为“教化”是历史地演变、进化着的，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有概念式的表达，也可以有非概念式的表达；可以是哲学的命题和学说，也可以是道德的规则和律令；可以是宗教的信仰和教义，可以是政治的原则和理想，也可以是文学的语言和形象和非语言和艺术的形象（音乐、绘画、雕刻等等）。正因此故，本书作者笔下的人道主义史，大不同于此前的各种哲学史，思想史之类。她笔下的人道主义史并非始于近代欧洲，而是源于上古希腊；不是以希腊哲学开篇，而是以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和《伊利亚特》中历史与神话交织的故事为人道主义滥觞。也因此故，《爱的福音》一书竟以近60万字的一大卷，书写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如此等等。

    新颖之二：基督教是“人道主义”，不是“神道主义”

    关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论述，大概是这部人道主义史书中令读者最感震撼的部分，可以说是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蔚成正统的观念最具反叛性一驳。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袖珍神学》中说：“人道是一种世俗的美德，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必须在自身中消灭它。”马克思在《莱茵观察报的共产主义》中说：“基督教的社会原理宣扬怯懦、自卑、屈服、恭顺、柔驯，一句话，宣扬一切下流劣根性。”古人云，“何方圆之能周兮，复何异道而相安？”基督教的神道主义与人道主义正是两条“异道”，如圆凿方枘，安能相容。对于近代以来世代相传的这种成见，我们当如之何以匡正之？就本作者所论而言，我体会有如下三大要义：一、人道主义不必是反神道主义的。近代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人文主义者），提倡一种与神学知识不同的人文知识新文化，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否定信仰上帝的神道主义，甚至会利用神道的权威，以上帝之口宣扬人道主义信条。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各种恶端丑行、罪孽是对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背离、扭曲践踏，不可把它们归咎于基督教信仰本身。三、至于基督教信仰、教义和一些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和学说中的人道主义内涵，本书作者有极详尽细致的论述，无须赘言。我只是想说，像基督教这样信众遍布五湖四海，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世界性大宗教，如果不具有一种极深沉的人道主义底蕴，能吸引亿万人的心灵而有如此悠久的生命力吗？

    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作者首先对国外学者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寻根究底的考查，出版译著近百万字，这些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译著，总结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前人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是什么？我是谁？你是谁？这三个关于人性问题的角度，展开了对人道主义思想史的探源，详细分析和论证。这是站在西方学者肩上的论题，其创新在于从一个新角度提出了新问题。

    《人性的曙光》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出发，重新梳理希腊哲学史。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希腊思想。希腊哲学不再是截然分开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修辞学，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关注的中心是人和人性，即何谓人性，如何教化人，如何塑造人，从而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该书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理性动物”。这个结论在现代被人们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然而，在它出现之时，这一命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人们已经不是很清楚了。现代人尤其从理性对于世界的支配力量出发，想当然地认为，人是理性动物，那么理想支配世界，因此，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人道主义就是人类中心说。作者则从希腊哲人特定的城邦氛围出发，告诉人们，希腊人提出“人是理性动物”，并不是表明人我多么优越，而恰恰是因为人与动物相比有诸多不足，因而必须为人类配备能够使之生存的力量，这力量就是虔诚与正义，二者恰恰构成希腊哲人所说的人性的核心。因此，“人是理性动物”表明了希腊哲人对人的命运的忧思，而丝毫不具有人类中心的意思。诸如此类的观点，对于甄别人、人性、人性与神性、人与自然，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颇有启发作用。

    大作中的创新观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说明了基督教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往的知识告诉我一个基本的定势，即神道与人道是对立的。崇尚神就是贬低人。《爱的福音》一书不仅告诉人们中世纪基督教属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极其详细的阐明中世纪基督教在传承希腊文明，琐罗斯德教文明和犹太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被定位为爱，即博爱，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是“爱的福音”。作者指出耶稣保罗思想是福音人道主义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动态的笔触勾勒出福音人道主义形成的历史画卷，指出福音人道主义与罗马帝国，与哥特人入侵，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关系。并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中心，阐明爱的福音的理论前提。这一切既是那么陌生，又让人感到非常新鲜。在但丁的《神曲》奏响之时，我们看到了基督教最美好的画面和最警示世人的东西。

读后感言：

    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 ：最后，我衷心祝贺这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丛书》（邓朴方主任委员，雷永生主编）的出版，它确实是中国当代思想所需要的，甚至是亟须的，因为我们早已处在西方化的浪潮中，却一直没有好好反省这个浪潮的价值源头，借用贺麟先生的讲法，就是总没有摸透西方的“大经大法”，而任其分支分店或异端异说来主宰我们对西方的感受。通过这套丛书和中国正在向西方的更全面开放，对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思想体验越来越可及了，而这想必也会反激出我们对自家文化的更公正的理解和判断。

    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启伟：上一世纪末，在我们这里进行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或许谈不上在理论上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和建树，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冲破了走向极端的阶级论，即把人仅仅还原为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符号或标记，而人、人性、人道全然被掩埋、湮灭了，其最典型的实践就是巴金先生所说的十年“文革”中，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噬人如虎狼”的各种无人性、反人道的暴行。挣脱了阶级论的牢笼，人们才看到阶级背后有血有肉的人及其人性。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或者说，向人的复归呢？无论如何，我们的作者苦心创作的两大卷：《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和《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就是在人的重新发现后所获得的一个丰硕学术成果

    钟少华：（北师大）：翻看19世纪末把哲学（Philosophia）传回中国的第一代哲学家，包括蔡元培、王国维等先生，再到20世纪“五四运动”所激励的胡适、李石岑、张东荪、贺麟等一大批先生，他们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和成果，至今依然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如果略为细读前辈们的著作，就可以领略到，其中大量翻译的自然是西方哲学家们的原本思想，（这里不谈翻译质量问题。）至于他们自己的研究专著，也许他们在当时顾虑太多，时间太匆忙，因此在他们书中的精彩段落，往往还是对西方学者、东方学者、北方学者、传统学者观念的注脚或诠释。如此组成的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核心，缺乏平等学术讨论的氛围，缺乏自信的创新精神，也就难以让哲学思维的光芒变成我们民族进步发展的精神力量。现在发表的杜丽燕新著，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创新，是一种知识的进步，是一种学习方法在中国新时代的新表现，可贺，可贺。

    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中国学者，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坐冷板凳二十年，写出西方学者都认可的高水平的论著，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