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9时,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所承办、《城市问题》、《城市观察》杂志社协办的“创新驱动与北京城市发展论坛”在北京西苑饭店隆重召开。此次论坛旨在深入领会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提高对“两轮驱动——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并重”发展战略意义的认识,探讨北京在构建“创新型城市”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一系列问题,推动北京“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把北京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中心”方案的实施。
作为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北京召开的首场关于“创新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到会发言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26名,参会学者和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80余名。
大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致开幕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戚本超主持。根据会议议程,发言专家的内容分为四大主题:文化创新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与北京城市发展、创新城市与北京中长期发展战略、“两轮驱动”与世界城市建设。

谭维克院长致开幕词
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以“创新-网络-集群及其制度环境的思考”为题目作了大会的主题演讲她指出,创新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至今依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观念,创新被人们理解为“新点子”、“高科技”、“更新”、标新立异等等,但对于企业来说,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服务,来实现其市场价值,最最重要的是实现市场价值,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如何实现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单个的发明家创造产品、在市场卖出去创造价值,到二十一世纪的学科交叉、产业融合、企业合作互动,我们需要从系统方面重新审视创新的概念和过程,创新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项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地方创新系统相互影响的复杂工程。

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做主题发言
关于创新的研究网络,王缉慈认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脉络,即从产业创新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受知识、学习、关系网络结构、企业家精神、行业协会等因素所决定,行业协会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企业之间合作和互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创新在“落地”问题上需要避免落入单纯发展房地产的误区,需要集体的创造力,需要近距离的行为主体在长期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易交流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促进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合作。总之,谈制度创新,我们需要打破很多的行政的界限,去除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真正投入到发展创新集群的努力中去,落实到各个地方的实际企业的发展中去。
作为中国第一位提出“知识经济”的学者,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吴季松教授认为北京提出的“两轮驱动”发展模式,是在“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基础上所作的延伸与发展,发展“知识经济”需要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但不管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都应以知识为基础。
吴季松教授认为谈创新就离不开个人创新、原始创新,个人创新非常重要,原始创新则是创新的根本,因为绝大多数的原始创新都来自个人。诺贝尔奖限授三个人的道理就源自于集团创新也是由个人的原始创新而形成的。中国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鼓励个人创新的机制还不够。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并非简单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如果基础理论不能创新,就会导致政策导向有问题,比如北京水治理的问题变成了简单的技术问题,科学根本没有创新,依然没有意识到水的系统应该是一个非平衡态复杂系统,而非单纯水资源的保护问题。绿色食品的问题与水资源的问题密切相关,一个作物的毒素60%来自水,25%来自化肥,15%来自农药,不解决好水资源的问题,必将影响子孙后代。
此外,吴季松认为政治制度的创新也并非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设计,而应该以科学为依据,否则就很难有公信力,例如投票的科学技术就是可以通过蒙特卡罗法加以推算的。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古波认为创新应该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的事,一个老百姓不接受的创新,创新出来的产品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创新产品就无法通过转化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注重实效的层面来看,创新最重要的归宿应该是能够让创新赢得市场、能够让老百姓买单。
胡兆量教授谈了自己对“北京建筑文化的创新与保护”的思考和认识,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张丽娜谈了“制度创新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等等,中国人民大学的孙久文以“提升首都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发展”发表了演讲。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张丽娜女士做大会发言
到会发言的专家还有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学敏、周尚意,中国科学院的陈锐、中国政法大学的李程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屠启宇、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全国市长研修学院的王忠平、上海大学的顾骏等,与会专家分别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北京未来城市发展和管理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剖析。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李程伟教授认为,一般谈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都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但从现代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视角是需要转换的,因为在自上而下的视角之下,市民就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被动消费者。而转换成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市民就是个积极的消费者,因为他是公民,是一个利益表达者,也是一个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另外从公共管理、多元管理的视角来看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就需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创新机制的建立,二是信息披露、沟通机制的创新,三是决策参与机制的公开、透明,四是资源配置机制需要从创新的角度加以考虑。
北京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周尚意教授从微观的视角,以北京DRC企业为调查对象,以格兰诺维特和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为分析工具,对DRC企业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目前的DRC的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还不是很充分的结论。为了完善DRC企业的创新机制,周尚意教授认为DRC园区需要在硬件环境当中,开辟一些能够促进创意人才在一起交流的空间,以促进相互了解,然后建议园区在软件环境上应有所运作,比如说在遴选入园企业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弱联系,这样能够真正地刺激企业的创新。
在“产业转型与首都发展”单元中,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刘学敏教授论述了“产业轻型化”是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占75%,与伦敦、纽约、巴黎相比,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低很多,纽约第三产业占比是96%,但是从北京“十二五规划”中的八大战略产业,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并没有想放弃任何一次发展制造业的机会,生物制药、新能源、生物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制造业仍然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但北京发展制造业首先受能源的约束,为此北京未来的产业化道路应该走“轻型化”道路,所谓“轻型化”就是轻物质的,重教育、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创意文化产业。北京的发展受自然资源约束,唯独不受约束的是智力资源,智力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未来北京发展的一个走向是要发展知识含量高、物质流动少、低碳的产业。
北京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的叶立梅研究员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谈了北京城市发展的三次大转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北京市的第一次产业转型实现了北京从消费城市向重化工业城市转型,北京完成这个转型之后,虽然工业生产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加剧了城市可供资源的紧张状态,而且污染非常严重,北京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污染城市之一。北京城市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是自中央提出首都建设四项方针开始到九十年代后期的首都经济的大讨论这一阶段。第二次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强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和信息产业。三是强调工业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向高精尖产业发展。由于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形成了社会的二元化趋势明显,分行业的最高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收入之比,从调整前的1.7:1,已经到了09年的7:1,大量的人口掉进了低收入的阶层。为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均衡发展,北京在2008年后开始了城市发展的第三次战略转型,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北京从商务城市向一个以科技、文化作为主要经济支撑的文化城市转型。而促进北京向文化与科技创新城市转型,首先需要从观念上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视人才为科技城市和文化城市的核心资源;二是城市发展应该从GDP本位向城市品质本位转移;三是创意产业的最佳空间分布形态并不一定是高度积聚的。

北京社科院城市所叶立梅研究员发表演讲
全国市长学院副院长王忠平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产业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么产业创新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产业转移,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好多城市获得了发展,实质上都是在产业转移过程当中收益的。但如果缺乏专利技术,产业转移了,产品也会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产业创新应该向科技成果产业化方向努力。专利是科技成果的法定形式,有效推进专利成果产业化作为城市产业创新的主要任务。中国有182万件专利产品,专利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利用率非常低,有效利用率不到10%,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专利的生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开发转化比例也同样不高,因此北京欲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需要在专利的开发上作文章。北京市应实现对专利的开发利用比例,高于自己的专利生产比例,自己生产的专利自己开发利用,别人生产的专利,也同样可以开发利用,世界的专利也可以视为学习借鉴的资源。当然,专利的合理开发,需要有配套的相关专利开发利用政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开征专利税,在开征专利税的前提下,把专利成果向社会开放,谁都可以用专利,谁用了就交税,国家通过征收专利税的形式,补偿给专利人。同时政府在服务机制方面也需要创新,应该有对专利成果进行价值评估的机制。政府组织相关专业机构,进行专利产业化价值的评估和产业化策划方面的评估,有产业化价值的专利产品,自然会吸引资本的进入。专利只是说明人无我有,但并不一定就有产业价值。专利在投入产业化之前,必须得进行深入的经济和技术的一体化的分析,如果政府能为专业的产业化价值评估方面提供便利和政策导向支持,,就会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度,而且能够把专利的利用达到极致状态,企业才会明确的方向感和创新动力,整个中国才会形成一套高效运行的产业创新机制。此外,王中平院长还指出,要从世界观上解决解决专利文化的创新问题,就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利用是最有效的保护,单纯的保护主义会导致很多专利成果的实效。
此次论坛名家云集、观点新颖、讨论热烈,是一次学术交流的盛会,同时也是一次新闻媒体汇聚的盛会,参与大会报道的媒体有新华社北京分社、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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