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禁约制度研究》出版

    我院综治研究所万川教授撰写的专著《宋代禁约制度研究》，2012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50余万字，是填补中国法制史和宋史研究领域空白之作。

    该书的《宋代禁约史料辑录》部分，主要以《宋会要辑稿》为依据，并通过查考《宋大诏令集》、《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宋史》、《宋太宗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靖康要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等史籍，共辑录、整理出两宋时期的禁约文本981条。

    该书的《宋代禁约制度研究》部分，是在《宋代禁约史料辑录》完稿的基础上，对禁约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宋代禁约制度的演变轨迹、总体框架、具体个案、文本特征、法律特征、法律地位，宋以后禁约制度的变化等问题所做的全面分析。

    作者认为，禁约的字面意思即禁止、约束；作为法律规范，禁约制度属于禁止性规范，代表着义务本位的中国法制传统。禁约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的禁忌。到了文明社会，原始禁忌相继被新生的习惯法或成文法所吸收，成为阶级社会法律的组成部分。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形成，又在律令之外出现了对不良社会风俗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禁止、约束，但当时还没有使用正式的禁约称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统一法律、规范各民族生活的前提下，禁约的概念开始出现，禁约制度逐步形成，并影响到隋唐。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转型、民族冲突与对立，宋代开国皇帝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作为基本国策，其后诸帝均奉之为祖宗家法。通过频繁制颁禁约，加强防范控制，成为宋代这一基本国策落实在法制上的突出特点。宋代禁约是以皇帝直接颁布或批准颁布的诏令形式布告天下，成为皇帝命令的重要补充，成为整个义务性、禁止性法律规范的重要延伸。宋代禁约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刑事法律规范，但又广泛涉及行政、民事、经济等领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突出的灵活性，起到了原有刑律和敕令格式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因而能长久运行而不致衰止。到了明清，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国家法日益强势，禁约制度的地位开始下降，它并不全由皇帝颁布，许多禁约属于地方性乃至民间性的羁束性内容。

    作者指出，法律规范一般分为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在古代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大多主张管束和压制人的自然欲望，法律规范因而主要是禁止性规范而不是权利性规范。后来，东西方有关人性改造的认识发生分化。西方走上了一条张扬人性、强调权利的发展道路，权利性规范大踏步向前发展；而中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皇帝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儒家思想主导的意识形态下，教化与改造人性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宋代的朱熹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钳制下，统治者总是以法律强制庶民履行义务，基于人的自然欲望的权利理论和权利性规范得不到发展。深入研究宋代禁约制度，能够让我们更准确细致地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并且，如果以禁止性规范为线索，重新疏理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甚至可能需要我们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历史。

    作者认为，对宋代禁约制度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首先，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日益重视公民权利，权利性规范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禁止性规范也不可或缺。比如，酒后禁驾、公共场所禁烟、节假日局部地区禁止燃放鞭炮，现已成为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禁止性规范。深入研究宋代禁约制度，进而总结中国传统禁约制度的成败得失，对于当今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禁约制度固然是对普通百姓权利的限制，其中有许多糟粕。比如，禁止冒犯皇权，禁止思想文化的正常传播，禁止对外贸易，这些必须坚决摒弃。但是，禁约制度也含有大量积极因素。比如，禁止非法采捕鸟兽虫鱼和采伐林木，保护自然资源；禁止官吏之间请托受赇，维护官场秩序；禁止冲改法制，非刑拷讯，维护法制统一；禁止侈靡之风，倡导俭朴的社会风气；禁止民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提倡科学；禁止聚众相殴、杀人、放火、抢劫、赌博，维护治安秩序。研究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禁止性规范，可为当今法制建设提供理论资源。

    第三，禁约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屡禁不止的现象。比如，对官吏之间的请托受赇，历代均禁而不止；禁赌、禁贪更是三令五申，但效果也不显著。其中原因何在，教训何在，也值得我们总结分析。

    第四，禁约制度是具有先期预防性质的法律规范，它不仅能够补充刑律和敕令格式之不足，而且比刑律和敕令格式更具针对性、灵活性。从世界范围上考察，中国古代禁约制度这种具有先期预防性质的犯罪控制理论和实践，早于西方犯罪社会学派提出的犯罪预防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