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精神研究》评述

近日，由杜丽燕教授主编的《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四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中华精气神”、“西洋精华”、“给我一个支点”、“永远的马克思”、“海外飞鸿”、“65年后的反思”、“公民•社会”、“雕琢复朴”八个部分。

在“中华精气神”栏目里，王文东教授通过对《诗经》的“雅”、“颂”篇的分析，认为《诗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由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人文道德精神。“雅”诗之尊祖、敬宗、收族，“颂”诗之敬德慎行、人神和谐，体现了祭祀诗含蕴的感念先祖、团结宗族、重德尚教的人文精神。马文增先生则通过对《易》、《尚书》、《礼记》和《论语》中几个篇章的重新句读，加以辨明其原本含义，令人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孙伟副教授的论文《“法”是实现仁政的一种方式吗？--对荀子政治学说的再考察》则通过考察孔孟荀三者对于仁政的不同见解，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荀子在战国时代的政治社会情况下，如何提出较可行的方式来实现孔子以道德教化为中心的良政理想，亦即荀子如何向儒家以外的思想家取材，基于人之性恶的看法来转变孔子的良政理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道德哲学中的“动机”问题，即“即便人民有合乎道德的领袖作为模范，但如果没有修身的意愿，又将如何？”笔者认为“法”的强制作用初期可以防范人民踰矩、形成秩序社会，如此可增进人民福祉，最终能使人民因此有意愿提升自己至道德修养的层次。任蜜林博士《论支遁思想所受嵇康之影响》一文则通过考察支遁的庄学思想，进而从思想内容和时代影响两个方面看支遁与嵇康的关系，认为支遁有可能受到嵇康思想的影响。梁劲泰副教授的论文《胡瑗思想的人文历史背景》则通过对北宋时期西北地区人文历史背景和胡瑗教育思想的考察，认为胡瑗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冲击，二是华夷矛盾的加剧，三是商业经济的发展。胡军教授的《儒家的理性至上主义—梁漱溟对儒家思想的又一种解读》一文详细分析了梁漱溟对人类理性的见解并深入比较了中西在理性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认为梁漱溟所主张的理性实质是孔子所倡导的由礼乐制度塑造而成的理性，正式通过礼乐制度，人的心理情志才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胡军教授最后指出，梁漱溟仅仅是停留在心理学而不是哲学的层面上来探讨理性，这就导致了梁漱溟未能在本能、理智与灵性之间构建系统完善的理论系统。胡军教授的这篇论文和“海外飞鸿”中英国剑桥大学教授Malcolm Schofield的论文中提到的音乐在培养人类的智慧和品质中的重要作用观点相映成趣，不禁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在“西洋精华”栏目里，王玉峰副教授的文章《善的理念：“理性”的“权力意志”—一种尝试性的分析和预备性的工作》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理念论”进行了分析，具体剖析了“善的理念”背后的“权力意志”，认为我们应当在认识到“善的理念”的重要性之后，继续追问这一理念背后最富精神性的“权力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王双洪副教授的《斯基皮奥之梦义解》则详细解读了西塞罗《论共和国》第六卷中的“斯基皮奥之梦”，意在探究西塞罗如何在先哲的基础上重新面对并回答生活方式的问题。斯基皮奥见到了亡故的老斯基皮奥，老斯基皮奥忠告他，对于所有保卫国家、帮助国家、扩大国家疆域的人，天庭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域，他们可以在那里永远幸福的生活。老斯基皮奥所说的神们对政治家生活的褒奖，恰好回应了西塞罗在《论共和国》的开篇为政治生活所做的辩护。西塞罗深谙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张力，他试图找到一种消弭二者局限，将政治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道路。斯基皮奥对梦境的讲述即可视为一种尝试。

赵敦华教授的《约伯的天平称出什么—<约伯记>释义》一文用生动的语言探讨了约伯遭受苦难而最终得到上帝拯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赵敦华教授实际上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善良而且有义，为何要遭受灾难呢？上帝为何要去使他遭受灾难呢？对这一问题回答的关键在于，上帝设计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善良的人遭受苦难只是上帝对他的试探，而这也是使他能够坚定信仰，最终获得上帝拯救，得到至福的关键。赵敦华教授的文章在表面上是在讨论《圣经》中的一个人所熟知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探讨西方哲学乃至中国哲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有德之人究竟要怎样才能获得现实的幸福？康德也承认，当道德行为不能确实地带来幸福时，人们就很难继续保持道德行为。在康德看来，这种德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阻碍了我们在道德生活上的努力。虽然出于尊重道德律令的要求我们可以不管能否得到幸福，而这对康德来说也是“至善”(the supreme good)，但“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的实现还是要求德福能够相配。康德只是通过假定上帝的存在和不朽来解决“最高善”的问题。而在中国先秦时代，荀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具有强烈的儒家人文主义关怀—如果“最高善”是可能的，那么它必须由人类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这一人类自身的努力包括了更好理解世界的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方式。

尚新健教授的论文《我思故我在：知识大厦的基石》则条分缕析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笛卡尔从对物质的虚假性这一怀疑主义出发，确定了“我思”的确定无疑。笛卡尔进而认为，正是因为“我思”，“我在”才具有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尚教授对西方学界笛卡尔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积极地汲取和批评性地参与。比如辛提加对“我思”和“我在”直观关系的论证以及弗兰克福对前者观点的批评。在二者观点的基础上，尚教授指出，辛提加的缺陷在于掩盖了“我思”对“我在”的条件作用，而弗兰克福从普遍怀疑入手，以普遍怀疑的背景来理解“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更接近于笛卡尔的思路。尚教授的这一洞见在西方学者Cecilia Wee最近的Material Falsity and Error in Descartes' Meditations一书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应，该书阐明了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对他关于真理、错误以及认识论诸理论的巨大影响，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无疑是他全部理论的背景和前提。尚教授最后认为，笛卡尔对“我”这一主体的认知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我”是一个纯粹思想的主体，与物质和以物质为基础的客体相对立。这标志着近代哲学所主张的思想物质的二元世界正式建立起来，而笛卡尔也由此为科学的知识找到了确定性的根据所在。

张志伟教授的《<纯粹理性批判>客观演绎中的自我意识理论—兼论康德对于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一文则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中深入讨论了统觉与直观、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关系，将认识对象从外在对象转化为内在的经验对象，从而在近代哲学的背景下说明“自我”如何向“自我意识”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具体来说，康德为了解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所带来的心灵物质二元论难题，主张我们可以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同时，知性范畴作为先验自我的综合统一功能，通过先验想象力在感性直观中形成经验对象并进一步形成知识。这与近代哲学主要将外部事物看作认识对象不同，康德主张我们的认识对象在意识范围之内，从而使得笛卡尔的“我思”具有了“自我意识”的性质。此后的费希特、黑格尔等在此基础上将自我意识从认识论推进到了本体论领域，从而以其特有的方式最终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

李婉莉博士的《论梅洛—庞蒂的“知觉”概念》一文对梅洛—庞蒂的“知觉”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和阐述，认为这一概念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知觉概念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对知觉的阐释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观看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世界在知觉面前成为有意义的整体。从这种对知觉的解释出发，才能够揭示出作为经验的主体的我们在世界中的场域性的存在和肉身化的存在。此外，王凌云等青年学者也撰文以及现象学视野中的“幸福”概念做了详细讨论和阐述。

在“给我一个支点”栏目里，李醒民教授的《科学理论的评价》一文认为，实证、理性和美学标准在科学理论评价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这三个评价标准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灵活权衡，使之既各显其能，又殊途同归。郝苑博士的《齐尔塞尔论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对齐尔塞尔在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学科建制的社会起源方面的见解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指出齐尔塞尔正确地揭示了经验以及技术实践在现代科学起源之中的重要作用。程倩春副教授的论文《寻求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和谐统一—孔德的人道教思想刍议》通过对孔德人道教思想的深入探究和分析，认为孔德所提出的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以道德意识的提升为手段、以整合社会为目的的人道教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理性要求和社会秩序的感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带来一种解决的方法。孟建伟教授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人文与科学》一文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朝着片面化和极端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结果。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等对理性、文明及人性进行了进行了解构，这似乎违背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但它依然是属于人文主义传统，是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一种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形式。而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和反人文的特征似乎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促进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但从深层看，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把现代科学与现代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变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永远的马克思”栏目里，袁吉富教授的《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一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一词的理解是和对“平等”、“公平”的理解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平等，就是对社会历史中平等现象的概括，它指称的是“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袁教授接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反思，认为正义思想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黄小寒教授则对马尔库塞眼中的弗洛伊德思想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马尔库塞系统考察了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综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或自由文化观，目的就是要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关系。郭建宁教授则提出在当前商业化和功利化的时代中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刘东副教授则在《现代生态文化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一文中认为，对中西方文明中的生态观念的吸收和借鉴，不仅能够为现实生态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能够有效促进现实的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海外飞鸿”栏目里，陈素芬教授的《为什么是儒家的民主》一文针对丹尼尔•贝尔教授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精英主义忽视了儒家所重视的平等价值，而这种平等价值对于当前东亚社会民主的建构恰恰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陈教授同时强调，对儒家来讲，自我是社会的，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关注在社会个体互动中实现和谐的社群，通过这种社群方式建构的儒家社会才能够培养个体的自由和创造性，进而实现对民主社会的迈进。Malcolm Schofield教授的《缪斯的力量》一文则对音乐在柏拉图《理想国》教育理念、社会和政治理论之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详尽论述，令人对音乐的作用不禁深思。

在“65年后的反思”栏目里，杜丽燕教授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在日本访学期间的见闻，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文化的种种弊病，但也对中国与日本在社会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差距做出了冷静的思考，不由得引发人们对于日本经济文化现状的深刻反思。陈言副教授则对冲绳教科书事件的缘起及其影响做出了深刻分析，认为冲绳之战中的冲绳日本居民“集体自杀”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它通常被解释成为国家和天皇自行牺牲的殉国美谈，实则是回避了“集体自杀”的被强迫性，回避了对日军和战争体制的批判，文中强调通过反抗日本保守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还原历史真相。

在“公民•社会”栏目里，缪青教授的论文《公共生活参与的素质、分享式发展和善治》深入探讨了公民生活参与的素质在支撑分享式发展和善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与我国的“贵民”传统学说相连接的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理论，以及“民治才能民有”的系列化的制度推进和公共生活参与的氛围等才是有效治理的关键环节。成协中博士在《村民自治变革：制度背景与社会变革》一文中则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分析了村民自治所面临的背景变迁，探讨了应当作出的制度调整，即：推进制度创新，允许多元化的自治模式；规范和引导村内多元利益团体，确保自治规则不被异化；加强民主决策、管理监督制度；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崔晶博士的《东亚国家公共治理中的女性角色思考》一文则探讨了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公共治理中的女性角色问题，指出在东亚三国中女性参与公共治理的程度较低，而这是与东亚国家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的。

本辑的最后一个栏目是“雕琢复朴”，这是一个新增的栏目，主要用散文的方式，展示人文精神的另一面。各篇文章的作者张志扬教授、王树人教授等都是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们的散文给人以清新质朴、还复自然之感，更有王双洪等年轻学者用清新婉约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海外访学经历，让人不禁心向往之。

本辑荟萃了中外诸多著名学者、名家的精品文章，读完之后，让人不禁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更惊叹于中西哲学乃至文化殿堂的宏伟壮观。值得注意的是，该辑的许多文章内容本身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批评性地参与（critical engagement），这对于当前学术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辩论现状，可谓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示范。